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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可以的，有成品。
2010年以来有关《诗经》《楚辞》研究的重要论对待我比较的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全诗按思想感情的脉络，可以分成九段。第一段是总起，交代远游的原因。基调是开头两句：“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对恶浊朝廷的迫害充满悲愤，只得去远游了。到哪里远游呢？“托乘而上浮”，去的是天上，是人们所崇仰的神仙世界。第二段写远游者的心境，反覆吟咏“心愁凄而增悲”、“求正气之所由”，定下全诗感情基调：悲愤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到四方远游的宁静环境，和诗人关怀现实的热烈内心，形成一对矛盾，从而引导下文诗人情绪的多变反覆。第三段提出一系列的仙人：赤松子、傅说、韩众等，作为追慕的对象，“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不过，诗人内心仍然隐隐作痛：他忘却不了故乡，忘却不了世俗社会。难道得道升天、腾云驾雾，就可以躲避小人们的迫害吗？诗人无法回答。诗人的怀疑，实际上是自己对远游复杂的心理表述。第四段诗人的思绪又回到世俗社会，想到善良忠诚而遭朝廷迫害的情形，感到高阳帝时代清明的政治不会再出现，只好认真规划自己远游的行程了。第四段与第三段在内涵上相对。第三段写上天游玩却怀念人间，第四段写人间受苦就向往上天遨游。天上人间，始终成为诗人心灵的两极，时左时右，使情绪澜翻不已。第五段是对三、四段情绪的决断。一开头有“重曰”二字，先重重地下断语：“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世俗社会不能再留恋了，还是去飞天遨游吧！向南、向南，先向南方游览。诗人决断去远游，又定下方向，至此，才是远游从思想落实到行动。那么，诗人向谁请教远游的道理呢？第一位远游导师，便是王子乔。定了信念，请教仙人，远游便确定无疑了。第六段是仙人王子乔的话。诗人把仙人的话，用富有节奏的文字记录下来，实质上是通过王子乔的话，表达自己对远游的体会：既然现世已无有道贤君，那么，上天悟道就是成仙立德了。古人说，人生三项不朽的事业是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是最重要的。既然在人间不能再立德，成仙修行便是最佳道路了。王子乔的话，诗人的领悟，都集中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点上，可见诗人仍未忘情于世：人间的道德规范永远深烙在他心中。第七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一站：上天宫参观。上天之前，诗人吸取天之精气，神旺体健，然后乘云上天，进入天宫之门，游览清都等天帝的宫殿。古时说天帝宫殿在天的中央，诗人升天后先到天中央，作为出发的基点，可见在他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天帝，那是人间君王在天界的投影。隐约之间，人们感到屈原离开楚国都城远游，心中时刻忘不了人间的君王。第八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二站：游览天上的东方与西方。先是游东方。诗人出游的队伍不是三两什役，而是一大队龙神卫护，八龙驾车，风伯、雨师、雷公做侍卫，真是威风八面、气势威严。拜会过东方太皓天帝和西方金神蓐收之后，诗人有点飘飘然了，享受到得道成仙的乐趣。但是，从高空下视。瞥见故乡，心中不禁隐隐作痛。该怎么办呢？决定再向南游，希望找到舜帝一诉衷肠。这一段写出游队伍的庞大神奇，既有大胆热烈的想像，又有丰富具体的铺陈，使出游的行列成为神仙世界的展览，渲染出成仙得道的快乐气氛。第九段是全诗的结束，又可分两个层决。第一层写游览南方和北方，拜会南方之神祝融和北方之神颛顼，都深受教益。游南方北方的描写，比游东方西方简单一些，因为同样一支队伍，不必重复描述。只是突出了南方的鸾迎宓妃、湘灵鼓瑟，以及北方的冰积寒冷。第二层概括游览东西南北四方天空大地，感悟到人间应该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便是超越儒家的教化，使人与天地元气相一致，天、地、人和谐共处。这样，即使不离开人间远游，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快乐了。《远游》一诗，写的是想像中的天上远游，表达的是现实人间的理想追求。诗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怪异之物，先后有太皓、西皇、颛顼等四方上帝。有雷神丰隆、木神句芒、风神飞廉、金神蓐收、火神祝融、洛神宓妃、湘水之神湘灵、海神海若、河神冯夷、水神玄冥、造化之神黔瀛等各类正神，有玄武星、文昌星等星官，有赤松子、傅说、韩众、王乔等仙人，有八龙、凤凰、鸾鸟、玄螭、虫象等神话动物，有汤谷、阊阖、太微、旬始、清都、太仪、微闾、寒门、清源等神话地名，迷离惝怳，令人目不暇接，心驰神摇。这正是战国时代民间传说与原始宗教交叉的产物，反映出楚文化富于想像的特色，显示了诗人吸取民间文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视野，和操纵开合运用自如的创作能力。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诗歌为人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素材，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依据。 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其后历代学者对本篇作者为屈原均无异议，直到近代，始有人表示怀疑。今文经学家廖平首先发难，其《楚辞讲义》云：“《远游篇》之与《大人赋》，如出一手，大同小异。”现代学者，陆侃如早年所著《屈原》、游国恩早年所著《楚辞概论》，都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游氏晚年观点有所改变)，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刘永济《屈赋通笺》也持同样的观点。而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陈子展《楚辞直解》等则坚决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归纳起来，说《远游》非屈原所作，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是结构、词句与西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有很多相同；第二是其中充满神仙真人思想；第三是词句多袭《离骚》、《九章》。但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陈子展《楚辞直解》都认为《远游》结构语句与《大人赋》多相同之处，只能说明《大人赋》抄袭《远游》；描写神仙真人与屈原所处的楚文化氛围吻合，而神仙真人思想也仅是本篇的外壳而不是主旨所在；一人先后之作，中有因袭，自古而然，不足为奇。他们的观点，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今人更有著专文“从文风、修辞、语法、韵律等几方面客观而科学地列出一些事实。以证明《远游》的作者只能是屈原而决非别人”(姜昆武、徐汉树《<远游>真伪辨》，载《楚辞研究论文选》)。《远游》为屈原所作，似乎应该成为定论，正如姜亮夫所说，“从整个屈子作品综合论之，《远游》一篇正是不能缺少的篇章”，“《远游》是垂老将死的《离骚》”(上一文姜亮夫引言)。诗人与当时楚国政坛矛盾极深，而对那个嫉贤忌能、迫害忠良的朝廷，他唯一的办法是离去。对一个热爱国家的大臣，离开郢都去周游四方，并不是愉快的。所以，欲离不离，欲去还留的心态，使他的情绪寄托——诗歌，呈现一种徘徊犹疑、反覆凄迷的美。不过，《远游》一诗所描写的远游，并不是诗人的现实行为，而更多的是想像活动。因为是想像活动，诗人就把远游定位在天上，在神道怪异之间，在云光霞影里。众多的天上神祗，成了诗人的游伴。古人认为，天堂是真纯高雅的，所以，远游的梦想，也是神奇脱俗的。不过，最后诗人还是不得不回到人间，回到苦难黑暗的世俗社会。对世俗社会卑污的谴责，对高雅纯真世界的追求，也在远游的虚构中表露出来了。
最起码 岳阳楼记 滕王阁序 琵琶行 长恨歌 其余较常见名人诗词 对了，还有离骚 建安七子作品等，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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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学研究的诸多显学中，楚辞学以其历史悠久、成果丰厚而著称于世。以文本的笺释而论，王逸以下，逮于晚清近代，无虑数十家，二十世纪更呈成倍增长的态势；从著作种类而言，解诂、疏证、纂义、论微、解故、通故、拾沈……名目繁多，应有尽有。然而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一长长的研究系列中，大都是曲高和寡的主要供研究人员使用的专著。既便研究者使用，也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注译本较少，而真正要做好这项工作又特别难。湖南科技大学吴广平先生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楚辞注译，成果叠出。先是于1996年著成《白话楚辞》交岳麓书社出版，接着又于2000年出版《楚辞》（注译本），作为岳麓书社推出的《国学基本丛书》之一种。该书面世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2004年5月，岳麓书社遂约请他重新修订，再版此书以应社会需求。这本36万言的著作系在其《楚辞》注译本初版的基础上精心修订而成，吸收了海内外楚辞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上有较大增删，质量较原著有较大提高。这里拟就其特色与价值略作评述。 此书的最显著的特色，首先表现在注译的全面上，这是它最引人瞩目之处。以前的同类著作，对于王逸《楚辞章句》一书所收汉代楚骚作品大都认为文学价值不高，故都不怎么重视，一般只注释屈原、宋玉两家的作品，如董楚平的《楚辞译注》、萧兵的《楚辞全译》，就都悉数删掉了《楚辞章句》中所收汉代作品。像梅桐生的《楚辞全译》虽注译了王逸《楚辞章句》中所收的楚人与汉人全部作品，但又多照抄旧注，太简单，这无疑是一个缺憾。著者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对全部《楚辞》各篇逐一换用通俗准确流畅的语言作出注译。其中关于汉人作品的通俗详尽注译，洵为国内第一家。 该著注译的另一特色是详尽、通俗、准确。国内同类著作的另一不足，也表现在欠详尽，如梅桐生《楚辞全译》（以下简称梅本）虽注译了汉人作品，但基本照抄旧注，三言两语予以打发，无所发明，也不注明典故出处，难念字音亦未全注，至于学界研究成果则吸收得更少，甚至连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等人的成果也未全面吸收。汤炳正《楚辞今注》释义准确，文字典雅，学术品位高，但欠通俗，注释也嫌太简单。殷义祥、麻守中《楚辞译注》（以下简称殷本）与梅本情况类似。有感于此，吴著对于《楚辞》中的所有难以理解的词语，都作了注解；所有典故，无论语典、事典，皆一一寻根溯源，详细注明出处，僻典和鲜见意象的注释，用力尤多；凡有前人陈说者，均老老实实做出交代，而不据为己有；争议较大的问题，更是条分缕析，剖判分明；凡是难读的僻字、怪字、异体字、易读错的字，均先注明拼音，再附注同音字；凡与现代汉语有异的特殊语法现象和修辞手法，都作详细解说；所有引用资料，均查核原文，以免出错，不仅一一标明卷数，还标出文献篇目、门类，以便读者查检，绝不因循苟且。所有这些，均是人无我有、人略我详，这也很好地彰显了此书的独特价值和著者的严谨学风。 著者充分考虑到《楚辞》语言形式、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方面的特殊性，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务使注解详尽，所做工作，既深且细。如《天问》“鲮鱼何所”，先引《山海经·南山经》，指出鲮鱼即鯥鱼；次引《本草纲目》，进一步说明鲮鱼俗称穿山甲，它的神话原型即穿山甲。至此，读者恍然大悟。此外，著者在注释《天问》、《招魂》等难度较大的篇目时，还综合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如以“产翁”（Couvade）习俗解释《天问》“伯鲧腹禹”的上古奇风异俗，以民间“枫生人”的传说和苗族的枫树崇拜与始祖崇拜叠合的民俗来阐述《招魂》中引导游魂回归“上有枫”的江南的民俗秘密，等等。此类深入细致的考辨在一般的楚辞注本中难得一见，尤显可贵。 释义准确是该著在注译上的另一亮点。有比较才有鉴别，不妨将该著与同类著作试作比较。王逸《九思·逢尤》：“思丁文兮圣明哲，哀平差兮迷谬愚。”梅本、殷本均照抄王逸旧注，释曰：“丁：当，遇。”以为“丁文”即遇到周文王。吴著引俞樾《俞楼杂纂》所考，指出丁即武丁，文即文王，二人与下句中的平王、夫差相对成文，每句中两古人，这是对的。刘向《九叹·思古》：“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容与汉渚，涕淫淫兮。”“倘佯”王逸注作山名，梅本同旧注，殷本释作“逍遥”，吴本则指出，“倘佯”与下句之“容与”义近，为联绵词，徘徊之意。 准确也表现为校勘的精审。除对校外，有时运用他校法指出某些误字。如据俞樾《俞楼杂纂》、姜亮夫《楚辞通故》，指出刘向《九叹·惜贤》“驱子侨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渊”中的“驱子侨”乃“舟之侨”之误。《九叹·离世》：“情慌忽以思归兮，神浮游以高厉。”“思归”原作“忘归”，吴著据王逸注文“思归故乡”之语，推断“忘”为“思”之形讹，据改“忘归”为“思归”，甚是。梅本、殷本则均不予考辨，照抄旧本，沿袭其误。 说到通俗，是因为该著注译语言浅近活泼，且对其中重要内容进行适当的现代演绎，既深入浅出又均不离本意，为中等以上文化层次的读者所爱赏。这里不拟多说。 充分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该著的重要特色。著者不仅对民国以前上自两汉的各家注疏胜解多所采纳，而且对建国以来至于当代楚辞学界有见地的新解新说大胆称引，博览旁搜，从而达到了较能全面反映古今楚辞研究成果的境地。这从书后所附的144种参考引用书目也可看出。所引诸家，无论有名与否，只要有一得之见，必加采择，并交代出处。所采诸说中，既有闻一多、姜亮夫、汤炳正这样的名家，也有像易祖洛、曾钢城这样确有贡献的一般研究者。如《离骚》“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引易祖洛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科研成果，训“工巧”为“工匠”，谓为同义合成词，非形容词，就是与众不同的新解。 著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还反映在研究成果搜罗的范围之广泛。由于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种种相通之处，所以有时候，即使不属正面研究楚辞的成果，也能为人们解读楚辞提供某些间接的佐证。对此著者亦所深知，他的眼光，并未仅仅限于楚辞学一隅，搜罗范围遍及考古、金文、石刻、民俗、人类学、神话学诸多领域。无论所涉问题大小，只要前人有研究成果可参，必加称引，且紧密结合原作，展开分析，这种“求甚解”的做法给读者的帮助往往很大。如《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著者释“参差”曰：“吹奏乐器，箫的俗称。传说为舜所发明，用竹管编排，所以叫排箫。排箫上端平齐可吹，下端参差不齐，所以又叫参差。”解释得够清楚的了。但著者并未满足于此，又引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关于上古文物排箫形制的资料，以印证此说之确当不移，从而使读者对此问题有了深入一层的理解。此类胜解，所在多有，不烦多举。 该著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采纳众说，取舍精严。取舍之际，往往经过反复斟酌，然后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说明同意谁，不同意谁，并交代取舍原因，使读者一目了然，决不含糊其词。如《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皇”谓何，各家互异。王逸《楚辞章句》谓皇为皇考之省称，指父亲；汤炳正《楚辞今注》谓皇通媓，指母亲；王闿运《楚辞释》亦谓皇为皇考之省，但指太祖，远祖；王泗原《楚辞校释》谓皇即君王。四说意味着给屈原取名有四种说法，何者为确？著者经过反复推敲，选择了太祖说，并在注文中简要说明了理由。类似取舍精严的例子，书中俯拾即是。如关于屈原的生年，屈原沉江的年代及原因，屈原的故里，《离骚》求女的次数及象征意蕴等的解说。 引用虽多，但并不是一味在权威设置的圈子中打转转，而能“放出自己的眼光”。如《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云：“何时得干，乃苦雨也；守此无泽，又苦旱也。过接太骤，亦似须补笔而语始圆顺者。”著者指出，钱先生解说此段文字，全依王逸旧注为说，故觉前后矛盾，过渡突然，其实不然。吴著取清吴楚《说文染指·释无无》、谢彦华《说文闲载》之说，指出“无”、“芜”为古今字，此“无”即“荒芜”之芜的本字，“无泽”意为荒芜的沼泽，不是指干旱无水之地。这样一来，文义自然贯通，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 在注释时，如果感到旧说不妥，即撇开旧注，自为新说。如前人分析《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四篇，认为四篇诗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存在配偶神的关系，故以对唱方式来解读，在诗句前分别加上“男唱”、“女唱”、“巫唱”、“神唱”等字样。著者受钱钟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巫之一身二任”条启发，提出“《九歌》无对唱说”，大胆否定了对唱说。学者又谓今传《九歌》各篇顺序已乱，应重新调整，闻一多《楚辞校补》将其中除《东皇太一》以外的十章配为五对，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调整为四对半，吴则以为除湘君与湘夫人为配偶神有据，说得过去外，其余都有任意“拉郎配”的味道，故不取，故《九歌》各章仍依原序排列。 总而言之，为著此书，著者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劳动，这些辛勤的汗水使得这本《楚辞》分外厚重，它将以其较高的学术含量与学术品位而为学界所注目，并自异于众多的同类著作。王安石尝谓唐人张籍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这句诗来形容这个崭新的《楚辞》注译本的著述特色，十分恰切。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提纲怎么写：标题式提纲这种标题类似一个版块的概括。相当于写出了这一自然段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标题式的作文提纲，用简洁的文字标出了各段的写作要点。它的特点是文字简洁、速度较快，适合于对写作内容较熟悉或时间较紧的情况。但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很难起到指导作文的作用。 作文提纲要点式提纲这种提纲比较详细，它即要表明作文的中心，又要写出作文的大致内容；同时，还要交代出文章的详略。 作文提纲编写要求把握中心思想好的作文提纲是写好作文的基础，编写作文提纲要按照写作文的三个顺序：审清题目、确立中心，选择材料来进行。作文题目一般给我们规定了写作范围（记人、记事、写景、状物等）、写作问题（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所以，审清题目，才能明确写什么、怎么写，才能避免文不对题、偏离中心的毛病。中心思想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在编写作文提纲式时，只有确立了中心，才能围绕选材，确定重点，安排详略，等等。选材时要注意紧紧围绕文章的中心思想，选择真实可信、新鲜有趣的材料，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要简洁明了作文提纲只是作文的一个思路，一个框架。因此作文提纲既要完整，又不能过于繁琐；既要简洁，又要达到写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