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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你可以从我的博客里找一段，百度“水凝的博客”。我自己打不开了，抱歉不能粘贴到这里。
1937年4月26日，那本应该是“人间四月天”，德国法西斯空军恣意轰炸了西班牙历史名城——风光旖旎的小镇格尔尼卡，当时恰逢集市，2000名无辜平民丧生，格尔尼卡被夷为平地。这一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也震撼了毕加索。他闻讯后极为愤慨，就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画了《格尔尼卡》这幅壁画，对法西斯暴行表示强烈抗议。 在《格尔尼卡》这幅画的画面中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和呐喊,而是这幅画结合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画中右边有一个妇女举手从着火的屋上掉下来，另一个妇女冲向画中心；左边一个母亲与一个死孩；地上有一个战士的尸体，他一手握剑，剑旁是一朵正在生长着的鲜花；画中央是一匹老马，为一根由上而下的长矛刺杀，左边有一头举首顾盼的站着的牛，牛头与马头之间是一只举头张喙的鸟；上边右面有一从窗口斜伸进的手臂，手中掌着一盏灯，发出强光，照耀着这个血腥的场面。全画用黑、白与灰色画成。这幅画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含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强大悲悯，充分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遭德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 毕加索曾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所以毕加索自己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残暴，代表的是凶残的德国和法西斯，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左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右边，一个从楼上跳下来的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在他后面，是熊熊的火焰。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零乱的肢体从各个角度诉说着当时德国法西斯人性的残忍。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格尔尼卡》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画面左下方折断的武士或雕像，有可能也暗指戈雅的一幅画，但总的来说，毕加索的壁画比起外部来源而言，与他本人近十年来创作的作品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在开始这幅画的创作以前，刚刚摆脱1930年代中期纠缠他的一次极度的个人与艺术危机。毕加索由于无法在对年轻情妇玛丽•特丽莎•沃尔特的爱和焦虑的妻子奥尔迦•科克洛瓦的忠诚之间做出选择而备受困扰，在1935年10月他女儿玛丽•特丽莎出生后，经受了一次数个月的彻底的创造力瘫痪。似乎毕加索将这次危机等同于其后不久发生的西班牙分裂的危机，他感到他的祖国这种自毁性的斗争是他过去和现在心理冲突的最强大的相似物。他决定将格尔尼卡的悲剧描绘成由他的标志性动物——公牛和马——构成的戏剧，这是一种采用个人化的私密语言将斗争视觉化的方式。这幅画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点灯眼”、和“比目牛”成为日后毕加索的代表形象。 作品以强音奏出了悲怆曲，在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次单纯的以造型标注经历过的事件，并使我们感到极端的恐惧。我们看到悲剧与诙谐，挖苦与怜悯，生命的颤动与死亡的静止。作品充分表现了法西斯暴行的残酷和人民受难的痛苦。
《双臂抱胸的女人》？#albumindex=5&picindex=13
话这个公式指明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对于学业来说,成功也有三要素：学习成功＝心理素质十学习方法十智能素质1、提高学习心理的素质（1）学习的动机（2）学习的兴趣（3）学习的情感、意志和态度2、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1）预习（2）听课 （3）作业 （4）复习 总的来说,科学的学习方法可用如下此歌谣来概括：课前要预习,听课易人脑温故才知新,歧义见分晓自学新内容,要把重点找问题列出来,听课有目标听课要专心,努力排干扰扼要做笔记,动脑多思考课后须复习,回忆第一条看书要深思,消化细咀嚼重视做作业,切勿照搬抄编织知识网,简洁又明了3、发展智力,提高能力（1）发展观察力（2）提高记忆能力（3）发展思维能力（4）发展想象能力（5）培养自学能力,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总之,优化心理素质,就是在高中学习中攻克难点的信心与勇气；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就是运筹正确的战略技术；提高智力能力,就是改良攻关武器,三者是不可或缺的倘若就我们的学习喻作航船,勤奋则是轮船的马达；正确的学习方法便是轮船的方向盘与航线、让我们驾上这艘希冀之船在知识的海洋中园游,让船儿载着我们驶向美好吧!
根据您的问题，帮您解答。20世纪初以毕加索为代表的一群青年画家推出了立体主义。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为世博会西班牙馆创作的一幅壁画作品。壁画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遭到德军轰炸后的惨状。画面描绘了牛头、马、灯、抱孩子的母亲、断臂倒地的战士、奔跑的人、举灯的女人等形象。塑造了充满死亡、恐怖和呐喊的氛围。控诉了法西斯战争惨无人道的暴行。画面构图饱满，场景混乱。色彩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突出了恐惧哀痛的气氛。作者采用叠加、拼贴、重组形象的造型手法。彻底摒弃了物体的自然形象，给人以热烈的视觉冲击。壁画格尔尼卡表达了画家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和抗议有力地揭示了侵略战争的罪恶和法西斯的暴行。通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可以总结出。艺术是记录这个世界美好与罪恶的证据。希望可以帮到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提问，望采纳。
毕加索从后印象派色调的精细中重新发现形体上的大略简洁笔法，而这就是“玫瑰红时期”的典型画法。 1904年春，毕加索在巴黎蒙马尔特区永久地定居下来，随着他迁居巴黎、与菲尔南德·奥里威尔的同居，他的蓝色风格时期也宣告结束。柔和的粉红色调开始渗透到他的画布上的单一蓝色中去（《扇子女人》），很快成为他画布上主要的颜色（《花篮女人》）。那种暖洋洋的、娇滴滴的玫瑰红色代替了空洞抽象、沉重抑郁的一片蓝色。青春和爱情活生生地出现在画面上，人物形象往往是一些富有青春美或是魁梧的人。"玫瑰红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毕加索的油画进入了完全新的世界，一个与流浪艺人和杂技演员接轨的世界，于是也有人称之为"马戏团风格"（《马上的姑娘》）。在这时，毕加索的声望使他得到了与众多女人接触的机会，在这个充满欲望和希图的时代，他用公牛一般的意志统辖着他的女人们（《玫瑰色的裸女们》）。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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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这是一种幻象，超出了拜占庭或罗曼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教的伟大神秘中所做的任何尝试。梵高画的那些爆发的星星，和那个时代空间探索的密切关系，要胜过那个神秘信仰的时代的关系。然而这种幻象，是用花了一番功夫的准确笔触造成的。当我们在认识绘画中的表现主义的时候，我们便倾向于把它和勇气十足的笔法联系起来。那是奔放的，或者是象火焰般的笔触，它来自直觉或自发的表现行动，并不受理性的思想过程或严谨技法的约束。梵高绘画的标新立异，在于他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用一种小心谨慎的笔触来加以证明。这种笔触，就象艺术家在绞尽脑汁，准确无误地临摹着他正在观察着的眼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确是如此，因为梵高是一位画其所见的艺术家，他看到的是幻象，他就是幻象。《星夜》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这可以从十六世纪风景画家老勃鲁盖尔的高视点风景手法上看出来，虽然梵高更直接的源泉是某些印象主义者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扬树战栗着悠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这件作品是在圣雷米疗养院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那儿，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梵高继承了肖像画的伟大传统，这在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里鲜见的。他对人充满了激情的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画人像。他研究人就象研究自然一样，从一开始的素描小品，一直到1890年他自杀前的几个月里所画的最后自画像都是如此。它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一个疯人，或者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画出这么有分寸、技法娴熟的画来。不同层次的蓝色里，一些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美丽的雕塑般的头部和具有结实造型感的躯干。画面的一切都呈蓝色或蓝绿色，深色衬衣和带红胡子的头部除外。从头部到躯干，再到背景的所有的色彩与节奏的组合，以及所强调部位的微妙变化，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好地掌握了造型手段的艺术家，仿佛梵高完全清醒的时候，就能记录下他精神病发作时的样子。记得一句关于梵高的话：“灿烂到极致不是黯淡就是死亡，所以梵高也只能，毁灭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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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包括“听乐”、“观舞”、“休憩”、“清吹”、“宴归”五部场景。画作中虽未画出墙壁、门窗，但作品以其独特而巧妙的连环画式构图。“听乐”场景：此部分出现的人物最多。韩熙载长须高帽，身着黑袍，盘腿坐于榻上，与其他宴客及侍女共同欣赏艺妓的琵琶弹奏。画作者以其高深的技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听乐”的场景，从画中人的目光、姿态，让观者充分感受到琵琶奏出的旋律，在撩拨着听者的心弦。“观舞”场景：此部分的描绘更为生动。不仅主人公韩熙载亲自击鼓伴奏，而且画作者在次要人物的描绘中，更是别具匠心，如韩熙载的宠妓王屋山，身姿娇小、舞步轻盈，好友德明和尚与此声色之景不期而遇，又显得好不尴尬，可谓是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休憩”场景：此部分可以说是整部画圈的过渡和衔接部分。韩熙载坐在榻上洗手，画作者通过对这一看似平常举动的描绘，直接表明了夜宴上的间歇环节，紧扣此处的休憩主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简洁精练。 “清吹”场景：此部分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画作者对五名演奏吹乐的艺妓的描绘。主人公韩熙载摇扇而坐，五名艺妓一字排开、疏密有序，神情各不相同、动态皆有所异，形象之生动，正是源于画作者在人物描绘方面的深厚功力。 “宴归”：此部分是以主人公韩熙载在夜宴闭席后，挥手送别宴客的情节，结束了整个画卷。 纵横全卷，无疑，画作者将主人公韩熙载，这样一个满腔抱负但又壮志未酬的士大夫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画作各个场景中，主人公的忧郁与其他宴客和艺妓的欢歌纵舞、喜乐调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韩熙载郁郁不得志的心情。 这是一幅由南唐后主李煜亲手促成的画作，有着非同凡响的绘画表现形式和艺术水准，成为世人公认的国宝——《韩熙载夜宴图》。按说，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韩熙载，原本应该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却不料因为《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作的传世，给世人留下了生性放浪、沉湎声色的颓靡形象。也正因如此，导致人们对这幅画作的诞生根源给予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后主李煜继位时，南唐国势不振，而北方的后周则迅速崛起，并有挥师南下一统天下之势。面对北方强敌，李煜本想任用韩熙载为宰相辅佐自己，可又因为韩熙载是北方人而心怀猜疑。而韩熙载呢，也深深明白自己表面上颇得南唐王朝厚恩，事实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信任。因此，韩熙载为了避免遭受无端构陷，开始在生活上疏狂自放、纵情声色，希望以此来蒙蔽朝廷耳目，使自己能够安享晚年获得善终。即便如此，后主李煜对韩熙载仍不放心，于是派遣翰林画院待诏周文矩与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宅，窥测其纵情声色、放歌狂饮之场面，然后通过目识心记绘制出了惊世奇画——《韩熙载夜宴图》。 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随着溥仪潜逃东北后成为伪满洲国的国宝画作。由于伪满洲国的覆灭，这幅画作又散佚民间成为轰动一时的“东北货”之一。再后来，北平琉璃厂玉池山房古玩铺老板马霁川购得此画，并一直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如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一件镇馆之宝，只是潜伏在这幅旷世奇画背后的故事，依然让世人难以厘清原委。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梵高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跻身于全球最具名、广为人知与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梵高出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3年底，梵高回到父亲供职的教堂所在地纽南。在纽南的两年时间里， 梵高苦练素描技巧。在画了大量素描写生和习作后，他完成了第一幅著名作品－《吃土豆的人》。这幅作品和他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都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深沉，有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也表现出梵高很强的农民情结，他似乎很想成为一位农民画家。一方面，他受到“精神导师”米勒的影响，更重要的可能是内心深处对乡间生活的向往，对淳朴农民的尊敬和对诚实劳动的赞美。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凡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凡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这位易于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说： “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 “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为了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采用点彩画法。 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奥维尔教堂》等，画面色彩强烈，色调明亮。后来受到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的探索、自由地抒发内心感情的风格，追求线条和色彩自身的表现力，追求画面的平面感、装饰性和寓意性。梵高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强烈的个性和形式上的独特追求，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 梵高最早的油画——包括埃顿时期，海牙时期和德伦特时期。当梵高画它们时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这些作品大约完成于1881年—1883年间。此前，梵高在博里那日矿区受到巨大打击，对上帝几乎绝望，却终在迷茫与困惑中找到了一生的归宿--绘画。他开始大量临摹名画，并画了大量素描习作。可以说，凡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画家。他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又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这使他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梵高喜欢伦勃朗，喜欢米勒，他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农民，工人，社会底层人。深沉厚实的风格虽与其以后的画风有极大的反差，但画中所表现出的气质与精神却是永恒不变的。 他的早期作品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画派影响，代表作有《食土豆者》、《塞纳河滨》等。曾两次在咖啡馆和饭馆等地向劳工阶层展出自己的作品。不久厌倦巴黎生活，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开始追求更有表现力的技巧；同时受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探索自由抒发内心感受的风格，以达到线和色彩的自身表现力和画面的装饰性、寓意性。 梵高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世人所接受,直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世界正进行着一次全面的革新，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变革，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大大的提高。而过去相对于印象派较为超前的梵高，此时正适应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梵高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与哲学家！”获得这项殊荣的时候，梵高已经去世了47年。 当他在世时他的作品虽很难被人接受，却对西方20世纪的绘画艺术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人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法国的野兽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20世纪初出现的抒情抽象主义等，都从他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自由抒发内心感情、意识和把握形式的相对独立价值、在油画创作中吸收和撷取东方绘画因素等方面，得到启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绘画流派。 梵高摒弃了一切后天习得的知识，漠视学院派珍视的教条，甚至忘记自己的理性。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他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梵高很晚才作为一位极具个性化的画家而崭露头角，距他去世时只有八年。梵高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 梵高在巴黎结识了印象主义画家群体，并多次参与他们的画家交流聚会之后，他的调色板就变亮了。他发现，他唯一深爱的东西就是色彩，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他手中的色彩特征，与印象主义者们的色彩根本不同。即使他运用印象主义者的技法，但由于他对于人和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非凡的个性。 梵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一般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梵高死后不出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衰的倾向。即为了主观意识而对物体进行再塑造。 尽管高更和梵高的名字双双成为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锋，成为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家的典型，但他们的个人性格特点又有某些不同。高更是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语言刻薄、玩世不恭、冷漠无情，有时蛮横无礼。而梵高对于共事的艺术家，则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热情的深沉的爱。梵高是一位具有真正使命感的艺术家，梵高在谈到他的创作时，对这种感情是这样总结的：“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 梵高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念：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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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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