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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 藏族人忌食鱼、虾、骡、马、驴、狗肉；一般还比吃海味。他们不吃鸡、鸭、鹅等家禽。因为按藏族传统，食用的是偶蹄动物，视其它动物为恶物，而鸡鸭鹅是五爪，是奇数，因而不食用。 藏族人视佛像、佛供、寺庙中的经书、钟鼓，一般人佩戴的佛珠为圣物，不可触模。他们还忌讳在寺庙附近砍伐树木，高声唱歌，钓鱼、捕鱼。在牧区，进室后男的坐左边，女的坐右边，忌讳混杂而坐。家门口生火、帖红布条、插树枝获门口木杆倒立，表示家里有人生病或妇女生育，忌讳他人进内。 在西藏民间，天葬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丧葬形式。对于天葬，民间有许多禁忌，包括禁忌生人观看。 天葬令旅游者充满肃穆、神秘之感。好奇心和探秘感驱使，想见识一番为人之常情，但旅游者应充分认识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性，不要到天葬场观看天葬。
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西藏不仅有世界屋脊奇异的地质地貌和独特的自然风光,而且有别具一格的社会人文景观,仅寺庙在历史上最盛时就有2700多座,还有不少宫殿、园林、城堡、要塞、古墓、古碑等。藏族民间流传着“北斗七兄弟”的故事：古时从东方来的七兄弟，为了帮助平民百姓抵御风暴的袭击，一夜之间他们砍树搬石盖好了一座高大的楼房，让百姓居住。后来，七兄弟又被请到天间去替天神盖楼，他们也就成了北斗七垦。这则故事，说明藏族人民正是在与自然灾害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了建造技术和居住形式。到吐蕃一世首领聂墀赞普时，在雅隆河谷建起了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此殿高踞一座小山顶端，地势险要。之后历世赞普又建了青昂达 孜、布达拉等一系列宫殿。赤松德赞时以佛教教义中虚幻的世界构想，建筑了规模宏大的第一座佛、法、僧王宝齐备的桑耶寺。藏族传统的房屋类型和构造特点，至此已形成了基本的规模和形制。 在牧区，普遍用牛毛帐篷作为住房。牧民用牛毛纺线，织成叫“日迪”的条状粗毛布，再把它缝制成两大片长方形的帐篷，然后把两大片帐幕用10多个扣环连接起来，就成了一顶帐篷。牧区一般帐篷呈四方体，用8根立柱支撑，有十数根牛毛绳的一端与篷顶拴结，另一端拴在帐外约一丈外的木橛上，使得帐篷平展、稳固。帐篷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顶高1．7米左右。帐顶留有一道宽30厘米、长3米可以开合的空隙，打开可以通风、排烟、散热，合盖则能防风雨、保温暖。帐篷前面篷布上有牵引绳，用木杆支起来就是门，天热时把门支高，帐篷内凉爽舒适。这种帐篷虽然简单，但牛绒捻纺，质地粗厚、耐磨，不怕风雨大雪，滴雨不漏，也便于随时支拆驮运，适宜于牧民逐水草而居。 牧区作为居住的帐篷一般是黑色的，帐篷前立有经幡杆，帐内对门靠边摆列小箱柜，两旁设有睡垫。近中央，支石埋锅为灶，上面经常熬着茶和奶。近门处置有小桶和各种畜牧用具，帐顶下悬挂着新鲜的或风干的牛羊肉，或是成串的奶干。帐篷周围用草饼或牛粪饼垒成墙垣增加避风力。帐外钉着许多条毛绳，用作拴系牛羊。离帐门不远，一般都拴着一条西藏牧区特有的獒犬，以护家室和家畜。 按传统习俗，客人临门，男子席右首，称“客席”；左首为女席，也可称为“灶间”。 藏南农区，最常见的是平顶宅院。据《西藏志》载：“前后藏各处，房皆平顶。”一般平民居住的是一层建筑，结构简单，上石围墙，以往梁作骨架，木柱截面圆形，上细下粗，柱头上依次加方形木斗和托木，再放木梁，梁上铺椽，再加树枝或短棍，最上覆以石子和粘土，有些房屋用一种当地风化了的“阿嘎”土打实抹平，以防漏雨。农区住宅里马蹄形的平房居多，一般坐北向南，房顶四周以80厘米的女儿墙相围，四角垒起垛子。藏历新年时，每个垛台插上树枝，各个枝梢缀系彩色风马经幡，一般每年藏历年时换一次，以示运气亨通。 农村的庄园建筑十分高大华丽，有些高达5层、6层。庄园主居于最高层，三面朝阳的大玻璃窗。冬季和煦的阳光射入室内，十分温暖；夏季可以饱览四周的绿田与树林。门楣、梁架、额枋和柱头雕有生动、细致的图案花饰。楼内分别有经堂、客厅、卧室、管家室、贮藏室等等。楼前三面回廊，形成院落、院内设有大小厨房、家奴与“郎生”们的居室、纺毛捻线织氆氇的作坊等。马厩、羊圈、牛棚均与院子隔开一般，设在后院。
藏族的风俗习惯是指中国藏族人民的一系列风俗习惯，包括婚丧、饮食等习惯。婚丧习俗西藏人死后有五种葬法，最隆重的是塔葬。然而只有活佛和一些领主死后，才能享受火葬。小孩死了，或因其它病疾死亡的人，则把尸体丢进河里喂鱼，这叫水葬。生前作过坏事的人，即用土葬。藏族认为，被埋的人是永远不会转世的。天葬寄托于一种升上“天堂”的幻想。天葬仪式一般都是在清晨举行的：死者家属在天亮前，要把尸体送到拉萨北郊的天葬台，太阳徐徐升起，天葬仪式开始。不经允许一般是不欢迎人们去观看的，因为这不太好。2饮食习惯以青稞等制作的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是农牧民的主要食品。糌粑是由青稞或豌豆炒熟后磨制而成的炒面，把糌粑用酥油茶或青稞酒拌和，用手捏成小团就可以吃了。酥油茶是把砖茶的茶叶倒入1米长的木质长筒内，加上盐巴和酥油，用长轴上下冲击，使其各种成分均匀融合而成。藏族同胞宁可三月无肉，不可一天无酥油茶。青稞酒是用当地出产的青稞酿制而成的一种低度酒，男女老少皆喜欢，食物多用肉食和奶制品，不少人爱吃风干的牛羊肉。3民族禁忌接待客人时，无论是行走还是言谈，总是让客人或长者为先，并使用敬语，如在名字后面加个："拉"字，以示尊敬和亲切，忌讳直呼其名迎送客人，要躬腰曲膝，面带笑容、室内就座，要盘腿端坐，不能双腿伸直，脚底朝人，不能东张西望接受礼品，要双手去接赠送礼品，要躬腰双手高举过头。敬茶，酒，烟时，要双手奉上，手指不能放进碗口藏族人绝对禁吃驴肉，马肉和狗肉，有些地区也不吃鱼肉吃饭时要食不满口，咬不出声，喝不出响。喝酥油茶时，主人倒茶，客人要待主人双手捧到面前时，才能接过来喝禁忌在别人后背吐唾沫，拍手掌行路遇到寺院，玛尼堆，佛塔等宗教设施，必须从左往右绕行不得跨越法器，火盆，经筒，经轮得逆转忌讳别人用手触摸头顶。4服饰特色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特点是长袖、宽腰、大襟。妇女冬穿长袖长袍，夏着无袖长袍，内穿各种颜色与花纹的衬衣，腰前系一块彩色花纹的围裙。藏族同胞特别喜爱“哈达”，把它看作是最珍贵的礼物。“哈达”是雪白的织品，一般宽约二三十厘米、长约一至两米，用纱或丝绸织成，每有喜庆之事，或远客来临，或拜会尊长、或远行送别，都要献哈达以示敬意。藏族广布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服饰多姿多彩、男装雄健豪放；女装典雅潇洒，尤以珠宝金玉做为佩饰，形成高原妇女特有的风格．
藏族婚俗 在藏族地区，青年男女多为自由恋爱，父母亲友一般不加干涉。至于求爱方式，或袒露、或隐晦，因人因地而异。有的以歌抒情，互吐衷肠；有的地方则抢姑娘的帽子、戒指、头巾等物（若姑娘不愿与其相好，可直接或托人要回。如默不作声，或直言相约，则是愿意结交朋友）。得到姑娘的应允后，小伙子可到姑娘处赴约。随着频繁的约会，双方的感情不断深化，互赠信物，并向自己的父母表明心愿，在得到双方父母应允后，才能送聘礼，商定婚期。在有些农牧区青年男女的婚姻，一般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形式。当男青年看中姑娘后，便请某人带酒、哈达等物前去说媒，女方同意婚事，则饮其酒，受其礼；否则，婚事告吹。女方允亲后，媒人再次带酒等去女方家商定聘礼，聘礼多寡不一，但一般不宜太多，以免近邻亲友议论。送过聘礼，可根据男女双方生辰选定吉日，准备成亲。也有的地区盛行由男女双方私下约定，出走成婚的习俗，但近年来逐渐减少。 婚期前一天，男方派婚使和媒人携带酒、哈达等物到女方家迎娶新娘。这天夜里，女方家则为姑娘进行宗教洗礼，梳妆打扮。次日，新娘拜过家神、祖先及父母，伴娘搀扶新娘上马，新娘在伴娘的陪伴下哭嫁，然后随亲者、媒人及婚使等一同起程。在新娘一行到达男家之前，男方派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设路席，敬酒致意。 当新娘来到门前，男方将撒有青稞、羊毛的新白毡铺在新娘马前，为媒人、送亲者献哈达、敬酒。妇女们扶新人下马，用奶汁为新娘洗脸，打醋炭，以洁身清垢，除灾避邪。入门后，喇嘛诵经祈祷，新娘新郎拜天地、家神及父母。礼毕，新娘入洞房，宾客入宴席。东部农业区宴席多设在羊圈，人们席地而坐，喝奶茶，吃油果。有的地区端上面食，讥讽宾客，因是习俗，宾客全不介意。饭后，举行谢媒，女方为婆婆献“九毛救拉”（手工缝制的棉长袍）。 最后宾主暖酒畅饮，双方歌手尽献歌技，歌声笑语彻夜不绝。从次日起，男方家属轮换宴请宾客，馈送礼物，延续三两日方毕。
《中国主要旅游客源国与目的地国概况》陈福义、张金霞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 《旅游规划与开发》（第二版） 马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徐亚非温宁军杨先明 民族宗教经济透视 1991 罗竹风 人·社会·宗教 1995 刘稚秦榕 宗教与民俗 1991 张桥贵陈麒书 宗教人类学 1993 祥和 佛教文化：新世纪云南旅游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期刊论文] -思想战线2000(5) 缪家福张庆和 世纪之交的民族宗教—云南少数民族宗教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 1999 李江敏李志飞 文化旅游开发 2000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 ，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一、西藏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风民俗资源 民风民俗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区与民族的历史传统、心理素质、道德和价值观念，是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及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关于民俗的分类方面，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从物质与精神的角度进行划分；一是从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角度划分。而无论是从哪种角度进行划分，西藏的传统民风民俗资源都可谓丰富多彩。 从物质与精神的角度进行划分，西藏的物质民俗主要包括西藏的风光、建筑、服饰、饮食、交通、生产等；精神民俗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宗教、节日、婚礼、丧葬、语言禁忌等方面。从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角度划分，西藏的自然景观主要有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峰、雅鲁藏布，玛/旁/雍/错，羊/卓/雍/错，纳/木/错，名胜古迹布达拉宫、大/昭/寺、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历史遗址昌/都/卡/若、拉萨曲/贡/村、琼/杰/藏王墓、朗县列山墓群和阿/里的古/格/王/朝遗址等等；西藏的人文风情主要包括社会关系形态上的人文风情，即不同地区种类繁多的服饰、饮食、岁时节日、民间文艺等等。下面，仅举节庆和禁忌作一粗浅的探讨： 西藏的节日习俗丰富多彩，有宗教节日，农事节日，牧业节日和年节等等，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区性的；既有宗教方面的，更有世俗方面的；既有农业牧业方面的，也有娱乐竞技为内容的。其发挥的功能和拥有的文化价值却不可低估。任何一种古今中外的节日，都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功能或文化价值，那就是划分时间段落，调节民众的生活。西藏节日所拥有的功能和价值远不止这些。藏族节日在特殊的环境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成为藏族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族节日，基本上是欢乐的群众集会。人们借此机会休闲、放松、娱乐，借此机会载歌载舞，丰富群众的娱乐生活，它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兴奋点。西藏高原地广人稀，特别在西藏农牧区，群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致使农牧民群众平日交往较少。因此，人们借节日机会，传递信息，增强友谊，交流经济。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现代化突飞猛进，文化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和文化娱乐生活的不断丰富，传统的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今天，西藏传统的民间节日，正发挥着保护库和传播带的作用。因为，西藏民间的歌谣、民间舞蹈、形式多样的竞技和游艺文化的表达空间日益狭小，已经成为弱势文化，甚至在一些地方，这类无形文化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得到体现。节日本身作为非物质的无形文化，但它还可以为许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播创造空间。 禁忌习俗，和法律一样都是约束人的言行，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在法令问世前，对社会的约束作用主要依靠禁忌。当法令出现后，禁忌还继续发挥着功效，对促使个人行为与自然界、社会和他人之间达成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藏广大的农牧区，群众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传统的禁忌习俗仍然对规范人的行为起着特殊的作用。藏族先民在观察天地万物来源时，对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做出了自己童年时代的判断，而万物有灵就是他们判断和理解自然的原始成果，也是古代藏族生态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基于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产生出自然崇拜，而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又产生出对神山神湖的敬畏。夏季禁止乱砍滥伐植被，禁止滥伐古树和神山上的植被，禁止污染水源，猎手在狩猎过程中禁止捕杀怀胎的动物，日常生活中禁止宰杀怀胎的母畜（以免造成双重罪孽）等流传在民间的多数传统禁忌习俗，就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上而成为人们敬畏的一种心态的反映，并因此披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神秘色彩。但是倘若我们拨开云雾，就会发现其中蕴涵着合理成分。正是这些观念，引导人们热爱生他养他的土地，热爱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使得一切破坏自然，破坏山水的行为，成为罪孽，并且不可饶恕，从而客观上保护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保护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有些禁忌习俗起着调整人与社会关系的作用，利于公共秩序有条不紊地延续发展，有些禁忌能够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利于彼此之间确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互利的关系。过去在西藏，长幼、父子、兄弟、朋友和邻里之间的相互关系遵循一定的道德秩序的原则，这样使社会处于和谐运行之中。他们非常重视尊老爱幼，与人和谐相处，团结友爱，彼此谦让，长期以来能够始终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中的那种真诚、纯洁、善良的本性，这种不带功利目的和金钱色彩并且还体现了人类美好天性的民族传统美德，对市场经济消极因素导致的拜金主义，贪污腐化，道德沦丧，极端利己主义等不良社会现象，无疑具有消解作用。 二、西藏传统民风民俗在当代的一些变化 西藏由于在历史上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因此，其民俗也大多具有宗教色彩，并且由于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曾长时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因此，其民俗中的一些具体行为在反映了一些人类发展阶段曾普遍经历过的历程之外，也难免带有相当的迷信、落后色彩，并与当代的文明进程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如在卫藏地区，一些人把铁匠、屠夫、猎户视为不洁之人，低人一等的下等人种，一般人家不与他们这类种姓的人通婚，不能同用一碗饮食，忌讳使用他们使用过的衣物，甚至个别地方不让“下等人”跨其自家的门槛，把他们拒之于门外。这种观念形成于吐蕃时期，当时农业发展比较迅速，而牧业走向衰弱之际，为了防止和杜绝乱杀滥猎牲畜及野生动物，所采取的一种非常的措施或做法，带有针对性的功利目的，对当时的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观念形成之后，直至今天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观念有所淡化，一些地方父母决定儿女终身大事时，也不再考虑对方的身世，更不顾忌衣物、碗筷混用。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陈旧的观念又有所抬头。又如，1982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变通条例〉》，作了禁止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婚姻的规定，但在日/喀/则和昌都地区，兄弟共妻或姐妹共夫的婚姻形式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究其产生和存在这种婚姻形式的原因，学术界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为了不瓜分家族财产和集中家庭劳动力，以及这两种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家族观念。这种婚姻形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明显减少了，但是自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又有所回升。还有些以往因种种原因而造成的不适于现代化生产及市场经济的落后观念，也已有所变化。比如过去西藏人普遍受佛教思想影响较重，牧民们不太重视牲畜的出栏率，导致宁愿许多牲畜老死，也不愿意杀之自用或出卖；还有的农牧民常年省吃俭用，所积蓄的钱财不是用做发展再生产，而是捐献给寺庙。由此，造成社会生产很难向前有较大的发展。 当代西藏人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民风民俗的渐变。以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起居为例，如塑料酒罐、酒壶和玻璃酒瓶、酒具代替陶质酒罐、酒具；热水瓶代替陶茶壶；电动搅拌器代替木质酥油桶；电灯、应急灯或蜡烛代替油灯等。再如西藏人在服饰方面不仅仅以着传统服装为主，且越来越趋向于休闲装、西装、牛仔、裙子等，并非常注重品牌。就民族服装的款式和色彩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革和提高，如女装从传统穿着较为繁琐改成了穿着方便，讲究人体曲线美的特点；面料不仅仅趋向于传统的氆氆，而且也大量选用各种纺织品、织锦缎、丝绸等国内外上好的料子。再如婚礼，虽然现代西藏人的婚礼中也保留着不少传统婚俗的某些内容，即婚庆典礼、着盛装、献哈达、唱歌敬酒、烧香跳舞祝福等，但像现代的婚纱照、自助餐、啤酒饮料、流行歌曲等时代元素已经注入了人们的婚庆当中。 总的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藏传统的民风民俗中某些消极的落后的观念与之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已经和当前社会发展的步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与这些表面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内在的更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21世纪的今天，又凝铸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这两种可贵的精神正日益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并日益成为当代西藏民风民俗变化的主流。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演变、进化的现象，上述传统民风民俗的变化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它说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7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6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8%。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中国主要旅游客源国与目的地国概况》陈福义、张金霞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 《旅游规划与开发》（第二版） 马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论维西旅游资源优势及其开发对策 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中心腹地的维西，历史悠久，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又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辖的傈僳族自治县，是迪庆香格里拉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西素以动植物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厚、饮食文化独特而著称，有“横断山中绿宝石”、“天然杜鹃花园”、“灵灵家园”、“兰花之乡”等美称。 [大秘书网文章- 找范文,到大秘书网] 金沙江、澜沧江流经维西境内，怒江离维西县境仅十几公里之遥，与金沙江、澜沧江并肩而流，形成了三江夹两山，两河入两江的地势。县境内从最高海拔4880米的查布朵嘎雪山到海拔1480米的碧玉河，海拔高差3000多米，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立体气候植被带，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独特的地貌奇观。境内大江滔滔，峡谷重重，林海莽莽，高原湖泊晶莹透明，构成了奇特的三江自然景观。 全县三大景区中，澜沧江景区以峡谷、雪山、高原湖泊、傈僳族“阿尺目刮”为代表；塔城景区以滇金丝猴、热巴、藏传佛教、生态为代表；保和镇以古乐、兰花、杜鹃、傈僳族对脚舞、饮食为代表，三个景区集中展示了维西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特别是叶枝阿尺木刮、塔城热巴、永春地脚舞、维西古乐，可谓是民族民间艺术宝库里的奇葩，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维西通往兰坪、中甸、丽江、德钦的公路有5条，有一个旅游开发公司，一家三江并流旅行社，六家酒店，5家涉外定点接待单位。有1600余个接待床位，100余个标间，三条旅游黄金线路和一批通过严格培训的导游队伍和服务人员。 历史上，居住在境内的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互相依存、互为影响，因而在宗教、民俗、饮食文化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既有融合又各具特色的特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教育现象。傈僳族特色文化，是维西各族人民长期融洽相处的结晶。 继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和州委州政府提出“建设香格里拉文化州”战略目标之后，为了使维西旅游业顺利步入21世纪，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了维西旅游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一定对策和建议。本篇文章来源于范文大全网 原文链接：
论维西旅游资源优势及其开发对策 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中心腹地的维西，历史悠久，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又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辖的傈僳族自治县，是迪庆香格里拉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西素以动植物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厚、饮食文化独特而著称，有“横断山中绿宝石”、“天然杜鹃花园”、“灵灵家园”、“兰花之乡”等美称。 [大秘书网文章- 找范文,到大秘书网] 金沙江、澜沧江流经维西境内，怒江离维西县境仅十几公里之遥，与金沙江、澜沧江并肩而流，形成了三江夹两山，两河入两江的地势。县境内从最高海拔4880米的查布朵嘎雪山到海拔1480米的碧玉河，海拔高差3000多米，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立体气候植被带，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独特的地貌奇观。境内大江滔滔，峡谷重重，林海莽莽，高原湖泊晶莹透明，构成了奇特的三江自然景观。 全县三大景区中，澜沧江景区以峡谷、雪山、高原湖泊、傈僳族“阿尺目刮”为代表；塔城景区以滇金丝猴、热巴、藏传佛教、生态为代表；保和镇以古乐、兰花、杜鹃、傈僳族对脚舞、饮食为代表，三个景区集中展示了维西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特别是叶枝阿尺木刮、塔城热巴、永春地脚舞、维西古乐，可谓是民族民间艺术宝库里的奇葩，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维西通往兰坪、中甸、丽江、德钦的公路有5条，有一个旅游开发公司，一家三江并流旅行社，六家酒店，5家涉外定点接待单位。有1600余个接待床位，100余个标间，三条旅游黄金线路和一批通过严格培训的导游队伍和服务人员。 历史上，居住在境内的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互相依存、互为影响，因而在宗教、民俗、饮食文化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既有融合又各具特色的特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教育现象。傈僳族特色文化，是维西各族人民长期融洽相处的结晶。 继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和州委州政府提出“建设香格里拉文化州”战略目标之后，为了使维西旅游业顺利步入21世纪，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了维西旅游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一定对策和建议。本篇文章来源于范文大全网 原文链接：
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据《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自唐以后，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随着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此后，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千百年来，杭州人民创造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不仅表现为日常的饮食起居、四时八节和婚丧嫁娶，也表现为人际的各种社会交往。它和其他文化样式不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众生活方式形态而存在的，主要特点有：娱乐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杭州人的生活基本上以家庭、家族为中心，包括游娱活动在内的社会交往，用文化的、娱乐的、休闲的行为方式，展示百姓才华，宣泄民众情感，协调着人际关系。特别是许多富有杭州地域特色的游艺活动，表面似乎是老百姓的业余消遣游戏，实际上却以游乐的形式使人们的心灵得以放松，精神得以调节。如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月岩三处为杭州中秋赏月胜地。《西湖游览志余》云：“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榼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九月初九为重阳节，亦称“重九”、“九九重阳”。杭俗有登高之举，一般登城隍山或葛岭初阳台。《杭俗遗风》载：“是日城隍山登高吃糖炒栗子、鸡豆，带游斗坛、文昌、关帝、火德等庙。”地域性杭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于杭州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千百年来，人们旱地种桑，低田则放水种稻养鱼，江河湖塘多养殖鱼虾。温暖湿润的气候和水域广阔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杭州平原地区生产结构上的独特的状态：渔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以及蚕桑业的发达，致使杭州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誉称，并给杭州地区民俗的形成和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杭州民俗，无论是人生礼仪、生产习俗、还是生活民俗、岁时节令习俗都极具地域色彩。如杭州重阳家家皆食栗糕，重阳糕以糜栗粉和糯米拌蜜蒸熟，切斜方形，上插彩旗。插旗之风，南宋已有。据《梦粱录》载，杭城重阳节尚时兴“狮蛮栗糕”，“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人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人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供衬进酒，以应节序。”。衍变性。民俗，作为风俗习惯，它是约定俗成、久习为惯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民俗一旦形成，始终保持着历史的持续性、稳定性，这是民俗所共有的特点。同时，在民俗的传承过程中，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又会产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具有创造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虽然前辈的习俗被因袭下来，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具有时代性的新民俗会不断地萌发和演绎。杭州民俗文化也是如此。一些古老的民俗渐渐从人民的生活中隐退，而另一些传统民俗正萌发出新枝绿叶。如1949年5月3日为杭州解放纪念日，每逢“五·三”，有关部门都要组织老同志座谈，撰写关于杭州解放前地下斗争以及解放杭州的文章。各大、中、小学还组织学生到革命烈士陵园献花，缅怀革命先烈。再如，我国传统的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省市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有的召开表彰会，表彰那些在四化建设中继续奉献在各条战线的老同志和敬老爱老工作做得好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各机关、团体、厂矿也要召开老年人座谈会，有的还举行各种形式的娱乐、联欢活动和赏菊、登高、书画展等活动。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全市敬老爱老的风气越来越盛行。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 ，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