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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发展与农村环境问题 [摘要] 中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应对环境问题，乃至由环境问题引发的风险问题。农村日益成为污染的聚集地，在环境权益保护方面，农村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笔者认为，在应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问题之时，必须更加重视保护好农村居民的环境权益；同时，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行为要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积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关键词] 工业化 农村 环境污染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一、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我们以他者即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时候，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然而，依凭这种“落后—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得不应对另外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有时是风险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发展时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中国自身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是没有他者经验可以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依次进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然而，中国必须同时面临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难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在制度和结构及其后果方面为当下的“世界结构”对中国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国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进入“工业社会”；二是中国在西方价值的“裹挟”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运动，尽管它的展开极其艰难；三是中国发展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导致了环境危险与科技——工业危险并存，而这一情形与近年来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叠加在一起，则标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世界的风险社会。”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之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工业社会的逻辑与风险社会的逻辑是不同的，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 他又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中国对这两难问题的处理。由于作为后发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试错”的方式前进的。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等诸多问题又增添了这一两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亦或风险防控——问题的复杂性。 二、企业效益与农村环境保护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正如前述，中国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处理好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不同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一挑战之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及其结果将会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利益相关，也与企业的效益相关。一般来讲，处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在这一挑战之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居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无疑的是，某些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技术手段、法规及相关制度，使得该地区的环境处于受破坏状态或是危险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生产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糟。农村居民这种弱势地位可能来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农村环保建设的基金投入不够，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得污染性企业集中于市郊或偏远乡村，民间缺乏非政府环保组织，等等；二是，源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环保维权意识不充实、农业生产劳动量大用于维权的时间和经历少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碍农村居民对于自身正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 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长久获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效益，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话，那么企业的声誉很难被社会认可，企业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提高技术含量，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减少排污量。同时，政府要给于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办法和标准，为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简言之，改变工业化发展的方式，必将增进企业的长远效益并为有效地保护农村居民环境权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在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于当下时段的特性——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双重挑战的前提下，要想有效地保护农村环境和农村居民环境权，必须改变工业化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
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消费结构是指某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其中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极为重要的指标，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根据以上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的，1999年继续下降到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2014元，在支出比1993年增长90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13%降到了9%。尽管恩格尔系数持续平稳下降，但跟西方富裕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八十年代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45%，日本九十年代平均为12%。根据近几年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支出数量特点，可以把居民消费结构分成三个阶段：1993年和1994年分为第一阶段，这阶段恩格尔系数大于5； 1995年至1999年为第二阶段，这阶段恩格尔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介于4-5之间；2000年和2001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恩格尔系数低于4。这三阶段各有特点区分明显，充分地表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下降食品消费水平由过去简单的吃饱吃好，转变为品种更加丰富，营养更加全面。一方面由于食品供应的日益充足，2001年我国水果产量6658万吨，是1993年的211倍；油料产量8万吨，是1993年的588倍。另一方面由于在外饮食的增加，粮食消费比重减小，购买量大幅度下降。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7公斤，比1989年下降5％；人均购买食用油5公斤，比1989年增长5％；购买牛羊肉、家禽、蛋类、鲜奶、干鲜瓜果等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在外饮食达到人均2元，比1989年增长7倍。衣着是两项基本生存资料之一, 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衣着支出534元，比1993年增长775倍，它的消费比重2001年为05%,由1993年的24%下降了19个百分点；衣着消费向时装化、名牌化、个性化发展的倾向更加明显，成衣化倾向成为主流。从衣着和食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满足基本生活的支出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满足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需求阶段已经结束，逐步向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阶段过渡。用品消费增长减缓，主要耐用消费品趋于饱和 2001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数量分别是9和2，比1993年增长44倍和07倍；拥有彩色电视机121台，比1993年增长52倍。上述数字表明主要耐用消费品逐步饱和，城镇居民家庭中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390元，比2000年下降9％，表明用品消费已经不再是人们消费的重点。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一些新兴的家用耐用品正在取代传统电器的位置成为现阶段的“消费”热点。如：电脑、空调等。移动电话每百户拥有量从1997年7部到2001年每百户拥有34部增长20倍，增长幅度最大；在短短的五年间家用电脑的拥有量从97年的6台到2001年的3台增长12倍，2001年空调拥有量为8，比93年增加36倍。这充分证明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转变，新的世纪像洗衣机电冰箱这样的传统家用设备支出比重步入衣着消费的后尘，正在逐步下降。交通通讯支出持续增长，支出比重变化最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电子通讯、家用汽车价格的下调，移动电话及家用汽车已成为我国近几年形成的新消费热点之一。从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旺盛。调查显示，2001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消费的比重为61%，比1993年上升了79个百分点；其中，2001年城镇居民交通消费的比重为31%，比1993年上升了82个百分点；通讯消费的比重为30%，比1993年上升了0个百分点。住房消费比重上升较快居住方面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这是与我国住房及配套的工资制度改革紧密相关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方面的支出也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住房消费比重上升。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在全国57个城市对28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买房意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房改政策对住房需求的拉动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城镇居民中有74%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51%的人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和改善居住条件，这说明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已开始从“有房住”向“住好房”方向转变。医疗及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比重上升趋势明显医疗制度的改革也导致人们用于医疗的支出增加，绝对支出额和支出比重都有上升趋势。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医疗支出3元，比1993年增加03倍；娱乐文教也是近几年来增长较大的一项。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娱乐文教支出为690元，1993年仅为01元，从1993-2001年，其所占比重从19%增至00%，绝对支出增加3倍多，教育投入的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还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投入的增加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反映出人们收入的增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居民消费增长点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以及娱乐教育方面。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吃、穿等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消费结构已经被取代了。而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的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但更健康的消费结构由于受到消费观念、国家政策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制约，还没有完全形成，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改革现行消费体制。我国消费体制改革滞后，制约了消费结构的转变，割裂了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与现有供给能力之间的联系。在城镇住、行的消费方面，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的消费方式至今仍未彻底打破，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仍未完全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使这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从而围绕住、行的相关产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推行鼓励消费的政策。加快费改税步伐，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体制，千方百计降低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商品的价格。彻底整顿土地转让价格和拆迁补偿费，清理各种摊派和收费，规范住房成本构成，切实降低房价。放开住房二级市场。取消对汽车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积极推进燃油税改革进程。放开轿车价格，鼓励企业竞争。 扩大就业渠道。制定再就业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积极促进其再就业，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信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标志和条件，也是提升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前提。进入21世纪，我国的居民消费倾向较20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一 删的文明与我们的传统篇享差三妻蓦 道 ，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多义，分别对于中国文化，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曾为 为：本原 、 法则、方向、方法、真理、规律。探索此充满热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 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 国人的共识是30年来的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 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成就了A'fr-~的一代伟国家”。狄德罗则在法国《百科全书>的《中国> 业。而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分析便会发条目中，赞美“中国民族，其历史悠久，文化、 现：在中国崛起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为深刻和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 广阔的文化与精神因素。族之上”。 当代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 但她其中国长达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带来的 实并不是从“一穷二白”中崛起的，她更不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一直 一个新兴的暴发户。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经康乾盛世，维持到乾隆末年。其时，中国 史使她底蕴深厚，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其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第一位，人口占世界 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由于中国所处的独 超稳定地发展，终于成为古老文明中硕果仅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 存者 ， 其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以来一直是东亚国家和民族中最先进的，文 本身。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兴起时的古巴比伦 、 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古 古埃及 、 古希腊、古印度相比，还是与后来的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形成了 罗马甚至近代的西文明相比 ， 中国文化与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 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 理解为什么在17 、 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然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正面临 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当世界上其他古文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革命。18世纪中 明相继衰亡以后，她却生生不息。那么，这个叶，从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工 从未断续 、 硕果仅存的文明的灵魂又是什么业化革命浪潮，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浪潮使工 呢?业生产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中外文化之交流，可以上溯到东历史上空前的繁荣。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 汉末年的佛学传入中国，而西方和中国的直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 接接触，则大概要到唐宋时期。其时，无论是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 学术文化，还是经济贸易，中国都要比西方世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界发达得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曾中国自被迫开启了国门，一直到艰苦卓 经对中国文化心向往之，侣世纪的欧洲人喜绝的八年抗战，最终“唤醒了酣睡的巨人“，所 欢中国的东西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不仅对合谓近代的救亡与启蒙的主题即由此而生。本 乎理性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政府的开明专制制来，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个短暂时期的落后， 度加以理想化，而且还狂热地喜爱中国的艺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 术风格，喜爱中国建筑、瓷器、家具和装饰的“五四”时代，就像我们今天感恩于改革开放 风格。所以，就学术文化而言，在18世纪以3O年的伟大实践一样，因为正是“五四”首先将古老的中国引入了现代。 “五四”是中国学术与文化史上空前 的大时代，她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干多年的 儒家传统，并使其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 她开创了现代中国的多元学术与文化时 代，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她将马克思主义 引进到中国，创造性地同中国文化与革命 相结合：她促成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 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近二个世纪的沉沦与 屈辱，重新昂首走向了世界的前列。首先， 正是“五四”的～代思想领袖和知识精英 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人类 的基本价值传播到了中国，他们是那个时 代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伟大的 思想和不懈的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走出了 泥潭；其次，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 学的输入，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 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从更加深厚和 广阔的思想资源中吸取了人类精神的养 料，在传统几乎断裂时重新获得了新生。 二、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事业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巨变，一个在30年前经济濒临 崩溃的大国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 点。如果说，20世纪曾经是美国梦的世纪， 那么21世纪将是造就“中国梦”的世纪， 人们不分种族、性别、信仰，只要你努力奋 斗，在你的晚年都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过 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对于“中国梦”以及中国的世界意义， 早在1975年，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即有 先见之明。面对当时还是贫穷落后的中 国，他说：“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 要起什么作用呢?……我所预见的和平统 一 ，一 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 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 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在汤 因比看来，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 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 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 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 的成功经验。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 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 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 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中国的发展之道之所以是和平的发 展，乃是由其文化、文明的本性与特性所 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当代全 中国人的事业，她的横空出世，既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实践的继承，更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 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与当代中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她蕴涵了中国五 千年伟大文明的智慧，也凝聚了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全球眼光和世界胸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体现 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历史，即找到了 一 个符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发展的 道路：这个“中国之道”的价值目标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 三、我们的困难与我们的未来 尽管当代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恢复了中华民族以往的光荣，但是我们仍 然有太多的困难与问题。这其中有些是发 展的不足，如资源的禀赋、技术的落后；有 些是发展的不当，如环境污染、人口失控； 还有更多的则是我们认识的不够。 与GDP等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相比， 我们还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我们对市场 经济不足的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一个时 期内过分地强调GDP的增长而轻视了精 神家园的建设，忽视了文化与道德的意义 与价值。尤其是贫富分化和严重腐败，足 专家讲坛I2009．髹11隶TIo 以对我们的事业构成威胁。发达国家的历 史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完全能够自发地形 成公平与正义，这既要完备的制度建设和 相当的监督机制的形成，也需要必要的意 识形态批判。 与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引发的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急 剧变化相比，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 有相当的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 人为本”以及党的十七大将人民民主提升 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深刻表明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越发展的道理。 与国力的逐年大幅增长相比，我国国 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藏 富于民、国强民富、共同富裕是我们事业 的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 不是社会主义。 就不断出现的腐败案件和我们的反 腐败政策而言，我们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 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没有监督的权力必 然产生腐败”，在体制、机制和舆论监督方 面着手，同时要依靠教育和道德的力量。 腐败对于我们事业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毒瘤，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 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相比 较，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更需要与时俱 进。必须强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变硬 诉求为软诉求，变传统诉求为现代诉求， 变概念性诉求为人格诉求。当代中国，已 经进入到一个各种文化与社会思潮相互 激荡的大时代，如何重建理想信念和与时 代生活相适应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当代中 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构；如何体现全 民族的共识，凝聚全民族的理想，从世界 优秀文明和中国古代传统资源中撷取精 华，以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伟大的时 代，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课题。 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以和 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影响世界，成为 多元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 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中 国对未来世界的特殊与杰出的贡献。满意请采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思考和部署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必须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这是符合当代经济、科技发展规律的重大决策。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词：机遇和挑战 国内外环境 经济全球化 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整体分析 1 从国内来说 发展的条件可以说愈加雄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结构正在加快转型，市场需求的潜力非常大，目前的资金供给比较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有很大提高。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但是，国内也同样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资源、能源，这些资源和能源不是单靠国内就能解决的，这方面的平均优势非常特殊。再如：要扩大内需，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而且还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再如，现在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大学生、进城农民工和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困难还很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2 从国际来说 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经过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在牵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还比较缓慢，尤其是围绕着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 另外，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某些国家的一些做法，有可能会不断的对我们形成一些冲击，如：美国的宽容量化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国内经济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警惕。 2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有利条件 1 首先，从国内情况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强化了加快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明显改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我国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体来讲，国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雄厚的物质基础将为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前提条件 近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的持续增长，使许多重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另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据测算，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将持续上升，使我国未来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的高中阶段教育得到明显加强，大学的招生人数和入学率不断上升，这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 积极推进的结构调整将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消费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市场条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显著改善、不断升级，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消费正经历从百元、千元级到万元级的转变，食品、衣着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住房、汽车、电脑、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消费支出比重迅速上升。 另外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地区结构优化将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并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奠定基础。近20多年来，我国各地区加快发挥比较优势，综合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发展特色经济，开始培育出有一定竞争力、发展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主导产业，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措施，将有力地推进全国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 3 不断优化的体制环境将为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起到积极作用。 所有制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更加活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集体经济在改革重组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国有经济通过采取新的有效实现形式，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获得显著发展。通过大力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开始形成。 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使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2 其次，从国际环境看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也为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契机。具体来讲，国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广阔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较之拉美、南亚、中东欧和俄罗斯等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社会比较稳定等方面的优势，更可能得益于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这是我国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因此，要适时、有选择地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产业“接过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产业转换与升级。 2 新科技革命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经济的日益融合，推动了经济增长、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技术进步的力量将对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3 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1 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加剧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决定了我国未来几十年将处于资源、环境压力的上升阶段。因此，节约资源、增强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特别是重视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水、土地、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保护，成为我们今后要长期面对的战略性课题。 2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等方面。 3 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目前，我国已成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强化，对我国未来出口的增长形成较大障碍。 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从制造业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制造业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都将使我们的企业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 国家经济安全存在隐患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出现较大缺口，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加以弥补。此外，我国的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由于我国工业中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业和产品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将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甚至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4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讲，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机遇只是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机遇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繁荣昌盛。历史上因丧失机遇而。导致落后、走向衰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就能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反之，机遇临而不觉，面对机遇而无为，就会延缓发展，造成落后。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精心谋划，统筹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5期 [2]李光 信息网络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4）：38— [3]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3] [4]李光我国加入WTO面临科技与管理的挑战[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28—30
在祖国六十年的变化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六十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 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 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2009-07-28 16:35 2009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放眼未来，我们信心百倍。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表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第二，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第三，宣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大官僚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消灭了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点，从此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协作关系。尽管在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处理，就不难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经过全体人民的奋斗，一定能实现。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着坚强的共同信念，并由此迸发出无穷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建国60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实现“四化”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它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以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老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从抗震救灾中，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30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现伟大复兴。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零售业发展表现为规模迅速提升、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市场集中度和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但是，中国零售业仍然存在规模偏小、快速膨胀式扩张等问题。今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趋势体现为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新型零售业态进一步发展等。关键词：对外开放特点问题发展趋势中国零售业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到2003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达到37693亿元，比1991年增长5倍，年平均增长15%；到200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在行业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中国零售业的业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百货商店为主导的业态结构，发展为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仓储商店、专业商店并存的多元化业态结构。自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零售业市场全面开放，这也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我国，这直接影响着中国零售企业积极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使中国零售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具体看来，中国零售业的特点表现为：零售业规模迅速提升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777亿元，年均增长1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065亿元，增长13%。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693亿元，增长15%；餐饮业零售额6066亿元，增长123%；其他行业零售额2083亿元，增长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部分商品的零售额增长十分迅猛，成为零售市场上的一些亮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通信器材类增长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3%，家具类增长2%。从零售百强企业来看，商品销售额和商品销售的平均规模快速增长。与2001年的相比，2002年百强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总额增长6%，商品零售额增长8%，零售增长速度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3%。2002年零售企业百强平均每家企业商品销售总额为95元人民币，零售额为13亿元，比2001年分别高53亿元和1亿元。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对外开放以前，中国零售市场长期保持着百货商店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百货商店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零售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型综合超市、超级市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中心、仓储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零售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零售企业百强中，以超级市场、专业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已占47%，其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2%，比以百货店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的增速高4％。尽管受到新型零售业态的巨大冲击，百货商店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和转型期，并继续保持着中国零售市场的主要业态地位。百货店将原有的中低档商品和五金家电等商品会分流出去，专注做精品化、品牌化、高毛利、低周转的百货，体现百货公司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百货零售企业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仍在稳步增加，其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中，百货类企业仍占53%，百货商店仍然是中国零售业的重要力量。市场集中度提高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零售百强企业迅速成长，市场份额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2001年，零售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06%，2002年提高了87个百分点，达到93%。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实现销售额达8亿元，比2002年提高2%，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比2002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2002年排名前十位零售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占零售企业百强商品销售总额的比重为8%，比2001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零售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仅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带来工业、商业、消费者三者关系的调整。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近年来，中国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除了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零售业态发展较快外，更重要的是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推广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发展现代流通，大中型商场90%以上都建立了销售时点治理系统，50％以上大中型商场应用了条形码技术，一大批零售企业建立了治理信息系统，积极应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水平，降低了流通费用。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外资大举进入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截至2003年9月，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0亿美元，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264家，分店2200多个，分布在国内20多个省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世界前50名大型零售商大多数已在中国占领了一席之地，知名的零售业巨头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日本的伊藤洋华堂等，已经逐步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1998年，外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5%，2000年增长至3%左右。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真天真。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 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 历史启示: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零售业发展表现为规模迅速提升、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市场集中度和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但是，中国零售业仍然存在规模偏小、快速膨胀式扩张等问题。今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趋势体现为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新型零售业态进一步发展等。关键词：对外开放特点问题发展趋势中国零售业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到2003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达到37693亿元，比1991年增长5倍，年平均增长15%；到200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在行业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中国零售业的业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百货商店为主导的业态结构，发展为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仓储商店、专业商店并存的多元化业态结构。自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零售业市场全面开放，这也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我国，这直接影响着中国零售企业积极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使中国零售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具体看来，中国零售业的特点表现为：零售业规模迅速提升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777亿元，年均增长1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065亿元，增长13%。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693亿元，增长15%；餐饮业零售额6066亿元，增长123%；其他行业零售额2083亿元，增长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部分商品的零售额增长十分迅猛，成为零售市场上的一些亮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通信器材类增长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3%，家具类增长2%。从零售百强企业来看，商品销售额和商品销售的平均规模快速增长。与2001年的相比，2002年百强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总额增长6%，商品零售额增长8%，零售增长速度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3%。2002年零售企业百强平均每家企业商品销售总额为95元人民币，零售额为13亿元，比2001年分别高53亿元和1亿元。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对外开放以前，中国零售市场长期保持着百货商店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百货商店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零售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型综合超市、超级市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中心、仓储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零售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零售企业百强中，以超级市场、专业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已占47%，其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2%，比以百货店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的增速高4％。尽管受到新型零售业态的巨大冲击，百货商店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和转型期，并继续保持着中国零售市场的主要业态地位。百货店将原有的中低档商品和五金家电等商品会分流出去，专注做精品化、品牌化、高毛利、低周转的百货，体现百货公司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百货零售企业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仍在稳步增加，其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中，百货类企业仍占53%，百货商店仍然是中国零售业的重要力量。市场集中度提高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零售百强企业迅速成长，市场份额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2001年，零售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06%，2002年提高了87个百分点，达到93%。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实现销售额达8亿元，比2002年提高2%，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比2002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2002年排名前十位零售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占零售企业百强商品销售总额的比重为8%，比2001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零售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仅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带来工业、商业、消费者三者关系的调整。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近年来，中国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除了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零售业态发展较快外，更重要的是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推广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发展现代流通，大中型商场90%以上都建立了销售时点治理系统，50％以上大中型商场应用了条形码技术，一大批零售企业建立了治理信息系统，积极应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水平，降低了流通费用。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外资大举进入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截至2003年9月，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0亿美元，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264家，分店2200多个，分布在国内20多个省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世界前50名大型零售商大多数已在中国占领了一席之地，知名的零售业巨头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日本的伊藤洋华堂等，已经逐步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1998年，外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5%，2000年增长至3%左右。
我觉着可以用这:第一: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第二:腾飞中的中国经济第三: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不知道可以不，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可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等等，比如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例，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全面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对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正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政策特点是以农补工，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沉淀在土地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必然性，但也导致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大量转移，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不断强化，初步搭建起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国家实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限制，推进城乡平等就业，积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等。在充分肯定城乡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资源要素流失问题仍然突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的趋利性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在农村形成巨大资金缺口。土地征收征用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明显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保障。农民工工资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工资与实际劳动贡献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公共资源配置不利于农村的问题仍然突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底子薄、投入欠账多，目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深度还不够，公共品供给偏向城市，造成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过大。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市管县体制从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级政府的调控能力，出现了地级市本级与县级争利、财富日益向市级集中、财政投放日趋集中在市本级的现象，带来县及县以下政府促进发展和提供服务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问题，加重了“城市偏斜”。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相脱节的矛盾仍然突出。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强烈渴望融入城镇。但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他们仍被视为城镇的“过客”。城镇对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要务工不管安居”，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高，不能享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落户定居，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稳定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的作用。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又要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土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应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快建立县乡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基本职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探索在行政上省直管县的体制。实行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和土地政策，加大国家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资，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把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成为生产要素集聚和承载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区域。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应从战略上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我国不能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待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再去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的发展道路，不能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贫民窟。必须立足国情，确保在农村不凋敝、农业不衰退、农民不破产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的原因!
一部屈辱史一部抗争史一部探索史历史的沉沦与进步
论公有制框架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摘要：农户拥有产权的土地股份制是较好的制度安排，但面临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缺乏明确的认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和规范，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地位不清晰、政策不明确等问题。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消除土地股份制改革后顾之忧。 关键词：公有制框架；农村土地制度；土地股份制改革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且要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简要说明了现行土地制度的不足，明确表示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 一、集体所有制框架中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探索与实践 （一）以农户拥有产权的土地股份制是较好的制度安排 我国农村传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产生了很多难以解决的与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相矛盾的现实问题，而土地私有化和国有化两条道路又走不通，那么，现实选择的可能性就在于对传统的集体所有制进行产权制度而不是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改变上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这种改革是努力把那种“人人都有，人人都没有感觉到”的抽象的集体所有制改革为农民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的、具体的、人格化的集体所有制。在这里，农民个人作为集体的一分子而成为土地的现实的所有者。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股权化，折股量化到农民个人头上，使农民切身感受到自己是集体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是集体土地的真正的股东。其股权可以转让、可以抵押，同时农民个人又不能完全与集体相脱离。农民集体是土地股份制的董事会，它由股东构成，同时又可以决定每个单个股东对土地所拥有的产权的流转和最终处置权。这实际上是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高度自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既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土地股东与股东的关系，又是一种土地合作关系，即土地股份制。在这种新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中，其集体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以行政村委会或自然村民小组为代表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农民在土地上的切身利益不再是由村长或村支书说了算，而是真正交给农民集体讨论投票决定；其农民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仅仅是在土地承包关系上的生产经营者，而是拥有土地股权的，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股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进行自由处置的股民，是自己土地的真正的实际所有者。 （二）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做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让农民个人作为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实现其土地权益的实践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以及四川、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区扩展，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主要做法有： 1、土地折股。将土地作价投股，即按征地价或者按不同土地的年纯收入计算以及按各种综合因素折算，使土地实行货币化。 2、股权设置。基本股权结构为集体股和个人股。集体股指原集体资产折价入股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持有的股份。个人股一般分为土地股、基础股、贡献股等几种。土地股是农民将原来承包的土地折价入股后所占有的股份；基础股是原集体资产折价后，配给农民所有的股份；贡献股是根据农民对集体经济的贡献大小，以年龄或参加土地承包次数为依据配给农民的股份。 3、产权界定。社区组织股份合作制的土地使用权全部收归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采取家庭或专业队投包，社区成员享有的土地股份不具有完整意义的所有权，不能买卖、转让和继承，只能分红。 4、分配方式。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利润分配方式，是在缴纳有关税费、偿还到期债务、弥补上年度亏损、扣除生产发展基金和公益金、扣除固定资产折旧、行政开支和干部报酬的基础上，以其总余额按股分红。 5、组织管理。土地股份制实行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管理制度，股东由农户或村民小组产生，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股份合作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是股份合作组织的监督机构。 （三）当前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1、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缺乏明确的认识。由于中央对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还没有明确的指导性意见，一些地方对土地股份制心存疑虑。一些地方，虽然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但没有改革的动力。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缺乏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和认识。 2、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和规范。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和农民的自发行为，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办法和监督指导措施，一些内部管理制度还有待于规范和完善。 3、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地位不清晰、政策不明确。由于国家对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没有立法，不能得到国家法律和行政机关的承认，工商管理部门不予登记注册。同时，税务部门按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对村民获取的股金红利将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积极推进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对策思考 （一）充分认识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是对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和有益探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现代农业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要求。 1、有利于明晰农地产权，土地股份制通过对包括集体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将农民和集体土地的经营权价值化，赋予农民分红权利，将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实行三权分离，从而明确了农村土地的产权。 2、有利于集中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土地股份制有效地解决了小规模分散经营和土地抛荒问题，促进了土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3、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第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量化入股，参与分红，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4、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5、有利于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促进社区、跨所有制的联合，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新的生产力。 6、有利于建立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新农村建设。通过推进土地股份制，既能使集体经济和个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建立起真正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又能随着农村土地的统一规划和开发，尤其是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还有利于开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进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和促进农村文明进步。 （二）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消除土地股份制改革后顾之忧 从一些地方的情况看，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着“土地换社保”的做法，这种做法其实否认了政府应该承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农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加强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与管理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并根据不同年龄段保障对象的特点和要求，实行不同的生活保障。要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是要完善和规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既要严格规范，又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二是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集以地方为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大投入 （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推进土地股份制改革创造条件 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必须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因此，一要加大培训力度，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以适应城镇就业竞争的需求。二要大力发展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能够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能力。三要建立市场主导、政府指导、机构合作为一体的社会化培训机构，在发挥引导功能的同时，将职能培训、技能鉴定和考核纳入市场的统一运行过程。四要积极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突出发展特色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发展新兴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产权主体 以《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为依据，将“集体”界定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保证集体享有土地的所有权，明确集体的法律地位，保障和实现完善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并在集体与农民之间建立新的契约关系——土地承包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进一步明确集体委托与农民代理的权利与义务。突破传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经营形式，将传统的集体与农民之间对土地的租赁关系转变为委托代理关系，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权责，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合同关系，将农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定格为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好地适应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应当慎重决定土地股权的界定和再分配问题。土地股权问题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农民股份的多少以及公平与否。建议按照集体土地和户籍关系的管辖范围，在社区集体组织内部按人口来界定和分配土地股份权，以体现农民在同一地域内对土地的收益享有平等合法的权益。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问题，新增的人口如果没有承包到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参加集体组织的再分配以保障基本的生活；而在并不解除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已故的农村人口不再参加土地股权的分配，从而保证农村土地制度稳定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五）促使土地产权的价格化 建立现有农业土地产权的价格市场，引入土地价格的评估机制，通过市场竞争科学地确定农村股改土地的市场价格。股份制改革实际上以资本合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决策过程中还是在分配形式上均强调资本本位，符合土地市场发展的趋势。因此，实现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资本化，通过价格评估确定土地产权股份的划分和流转，决定在决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流向和收益分配环节中收益分配的问题。 （六）在农村中通过股权主体投资成立农业股份制公司，确定土地资源增值的经营主体 明晰土地产权股份、确定产权价格后，通过公共选择将土地划分为适合个体经营以及规模经营两种类型。这样，在不宜规模经营的地区可以维持小农经济满足落后地区的需要，逐渐推进改革，以免激进的改革带来负面的影响；又可以在适宜规模经营的地方通过土地产权的合理转让建立农业股份制公司，吸引工商业资金投入农业，促进农业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允许承包权长期不变并自由转让后，外来资本就会进入农村土地市场，从农民手中购买或租赁承包经营权，集中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机械化。
我只找到课文，但没找到论文！ 它是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滴！ 这个文章或许有用： 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