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黑暗骑士回答的很好,就要这样。哈哈哈,不劳而获可是不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中国在建国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的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与前苏联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使新中国在外交上不至于孤立。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中国为了捍卫独立和主权,在60年代和苏联关系恶化,在这一时期中国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同时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然而在这时我们国家却取得了“一大片”的外交局面,并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在1971年10月25日加入联合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变外交,而且1996年4月26日主张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的外交是一部开放的历史,一个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我看中国外交文化——以“和谐世界”为例【内容摘要】本文以“和谐世界”的分析为重点,论述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民族风格,阐述了中国外交文化中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征。【关键词】中国外交 外交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和谐世界 “和”文化【正文】外交文化外交文化是最近几年出现的词汇,如何对它进行定义?严格的说,要先考察什么是文化,然后可能对外交文化就能比较清楚了。然而文化概念很难界定,其内涵宽泛而模糊,在此仅采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文化是人类改变环境、适应生存的能力和方式,是人类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① 。由此文化的定义出发,笔者认为“外交文化指在外交实践过程中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财富”② 这一狭义的外交文化定义是比较恰当的。从以上定义可见,一国的外交文化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其民族文化,确切地说来源于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外交实践的结合。正是由于各国在外交实践中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民族文化的影响或印迹,因此尽管外交实践与外交理论在各国都大同小异,但仍然呈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例如俄罗斯的外交文化就因其独特的文明而具有西方化和东方情结,不安全感和扩张主义等特征③ ;又如美国的外交文化因 “美国例外论”等独特文化则具有普世主义、道德主义等特征④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外交文化资源。中国外交文化体现在中国外交理论和中国外交实践两个方面,如“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等理论,又如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对外经济援助等实践。中国外交文化内容庞大,涉及面广,笔者因能力与时间所限不可能一一涉及。本文仅取中国外交理论的最新成果即“和谐世界”作为重点,探讨中国外交文化的特征,着重于探讨中国外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与渊源。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和谐社会”在外交领域的延伸,是中国提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外交理论,它区别于任何西方的外交理论,体现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民族风格,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和”文化、“天下”文化等,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外交领域的硕果,也是对世界外交理论的贡献。和谐世界最早见于2005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文化上,我们亚非国家要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 任 火(1991)什么是文化——兼谈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渤海学刊,(2),76-张宏喜(2006)打造外交文化世界知识,(16),54-③ 赵淑芳(2004)俄罗斯外交文化的特点及影响东北亚论坛,13(4),50-④ 刘丽云&张惟英&李庆四(2004)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①②1/4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⑤ 可见当时提及的和谐世界仅应用于文化领域,相对于“文明的冲突”而言,主张各国文化的和谐共存和发展。时隔不久,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丰富了和谐世界的内涵。此时的和谐世界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方面。它的具体内涵则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⑥ 此后,和谐世界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外交场合频繁使用的标志性词汇,它作为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地位得以确立。作为中国外交的最新理念,又时值中国迅速崛起之时,和谐世界理念受到学界的热议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据笔者调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和谐世界”得到的论文总数多达万余篇,在百度新闻中搜索“和谐世界”得到的新闻多达百万余条。和谐世界理念获得世人的认可,并且被认为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和谐世界与“和”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和”文化,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价值观。《周易·乾卦·彖》即有“保贞大和,乃利贞”,《尚书·皋陶谟》中也有“同寅协恭,和衷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词语诸如“和衷共济”、“和和美美”、“家和万事兴”等都包含着美好的愿望。⑦ “和”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和”被张艺谋导演选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唯一汉字。“和”文化内涵丰富,它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地球甚至于宇宙的整体和谐;又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⑧ 其中前两者是和谐世界理念的直接来源和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是“和”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最高目标,包括了“天下”、“天人合一”等思想。在西方视野中,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然成为人索取资源和财富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促进了现
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的话题作文,那么你就要以中国的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主要异同来进行阐述
咳 我也好愁啊 咋写啊 上学期的书都扔了 历史也没学好
走到19世纪的古老中华帝国,步履越加蹒跚,已经远远的被甩到了世界的后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其中就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些清朝大臣。耆英便是这一员,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春风得意的官场 耆英又是何许人也呢?耆英,满洲正蓝旗,爱新觉罗氏。曾任过盛京将军、浙江将军等职务。在道光28 年的时候,耆英被召进京城做官,由于他为人诚实可信,很得道光帝的宠爱,被拜为文渊阁大学士。道光帝还特意赏赐他双眼花翎,可以说是集权利和荣耀于一身。清朝的花翎分为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附(即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花翎如此高贵,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在收复台湾后,康熙特许赐戴花翎;后乾隆帝下明诏,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由此可见耆英的官场是多么的顺达。 基于对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工作的肯定,当英国侵略者的炮舰向清政府进攻时,耆英接到了有关鸦片战争的第一道谕旨:盛京为根本重地,朕心尤为廑注,该处港汊何处可进大船?该省洋面何处最关紧要?耆英确切查明,先行奏闻。至现在作何筹办,固不可先事张皇,不得不豫为准备,以致临事周章。如果夷船驶至盛京,该将军即督属堵御,相机办理, 毋令逞志”。 1842 年3 月29 日道光帝谕内阁:“耆英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稍后又被改命为署理杭州将军。4 月7 日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耆英的官场一帆风顺的节节高升,权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投降卖国的鼻祖 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近代外交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晚清前期的外交中,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分别与外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因此,耆英被学术界认定为 “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其实,在这些签订“卖国”条约的大臣中,何尝不是有着几多无奈。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迅速走上了强盛的道路,随即它也拉开了殖民扩张的序幕。当《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播后,强烈地刺激着那些对黄金狂热的人们,英国更是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他们兴匆匆的拿来了工业品,希望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大捞一笔,可是事与愿违,中国当时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些。于是,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个不仅可以摧残中国人的意志,而且可以从中获得可观收益的商品。中国人中还是有人看穿了他们的意图,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提出禁烟,林则徐就是这个提议的实践者。利益被损的英国人怎会如此罢休,一场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但在中英条约中却对鸦片问题缺乏明确的说法,这确实是耆英的失误之处,这也成为他的卖国提供了有力说辞。浙江巡抚刘韵珂抨击说:“两年来干戈扰攘,专为禁烟,即为陋银。烟禁仍开,银尽可待。”平心而论,在禁烟问题上,耆英确实是处于两难境地。如前述及,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要想对外国人重新施行林则徐在广东时期的严格禁烟政策,已经无法办到。而施行鸦片流通收税的政策,又碍于道光帝已颁布禁烟的谕旨在前,更是是行不通。在这样情况下,拒绝鸦片贸易合法化,在中国内部实行禁烟,成为耆英的最佳选择,也是惟一选择。耆英上奏说“凡事当先清其源,独禁烟,应先截其流”。 可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整个和谈期间,耆英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式的交往方式,一定会使洋人为其折服,使用这种外交方式,可以保存国家的大体不受损伤。基础此方面的考虑,耆英一直对英国人热情以待,俨然摆出了一幅请君入瓮的架势,但是洋人不是为了中国人的热诚以待而来的,对于耆英的积极反应也只是为了能从中获取利益罢了。但耆英本人却自以为得其实,坚信并继续用这种方式奢望解决中外交涉问题。他试图通过变通的方法来保存清王朝的某些权益,并为此争所不应所争的,放弃所不应放弃的。无疑,耆英在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到重点,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的主权。在变通的幌子下,清政府一次又一次退让,使中国的权益蒙受巨大损失并贻害无穷。由于耆英的不必要“变通”,清政府的尊严和利益屡遭践踏,它再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耆英确实没有弄懂中外交往的关节点。显然,“务存大体”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主观愿望,而“量为变通”反映了清王朝对国际惯例的无知,以及在西方列强面前的疲于应付。
历史小论文 在 591论文网上有很多类似的范文可以借鉴。如果你懒得借,就找那里老师原创。。。。。我表妹的就那儿搞定的。还行。挺讲诚信的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很好,黑暗骑士回答的很好,就要这样。哈哈哈,不劳而获可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