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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文学理论著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著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则著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 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们是相互交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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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1912年—1977年)，男，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原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一个守旧的大家庭。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他早期的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也写过《秋天》，现已入选中学课本。《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被列入七年级上第二十三课，《生活是多么广阔》被列入苏教七上语文课本里。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的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阅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何其芳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既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总述 何其芳(1912年—1977年)，男，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原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一个守旧的大家庭。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他早期的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也写过《秋天》，现已入选中学课本。《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被列入七年级上第二十三课，《生活是多么广阔》被列入苏教七上语文课本里。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的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阅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何其芳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既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1992年版) 。[编辑本段]何其芳的写作特点 三十年代初踏入文坛的何其芳，原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的：他抒写微妙的内心世界，讲究暗示和象征的手法，追求诗歌的色彩和意象的美。他曾经师法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法国唯美主义和象征派的作家…… 作者在压抑和苦闷中把自己关在寂寞、欢欣的小天地里,细细描画的关于爱情、理想、人生,关于过去与未来的个人化的梦。在梦幻般的世界里,作者通过营造一种孤独、寂寞、压抑的氛围,表达了人生的苦闷和彷徨。这种苦闷和彷徨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何其芳出生在一个偏远山乡的封建大家庭里,虽然得到过祖母和母亲的溺爱和庇护,有过一点童年的天真和欢乐,但父亲严厉的封建家法管教,使他仅有的一点天真和欢乐很快就丧失了,加之乏味的私塾生活,使他的童年过得很暗淡,养成了孤僻和忧郁的性格。即便到了中学和大学,何其芳还是习惯于把自己关闭在孤独的世界里,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中。加之初恋的失败,更加深了这种寂寞与苦痛。于是何其芳只能到梦幻世界里去寻找那甜美的爱情。孤独和寂寞使何其芳对现实与未来缺乏信心、对自身和他人缺乏信任。 在他的前期散文里常常表现出这样的思想。为了充分表现这种苦闷、彷徨、压抑、郁结、颓丧,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常常使用“孤独”、“寂寞”、“凄凉”、“忧郁”、“惆怅”等字眼。《墓》这部作品就很典型地体现了何其芳的创作理念。在作者笔下,“曲曲的清溪流泻”的是“幽冷”，“夕阳”也“如一枝残忍的笔”，而主人公雪麟的影子是“孤独的，瘦长的”…… 一、“人化”自然，情调独特 在何其芳早期散文作品中,为了营造梦幻般的氛围,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现代手法,通过“独语”的体式,暗示与象征,心理流动与繁复的意象来达到目的,从而使作品像诗一样美。“独语”是与“闲话”并存着的现代散文的话语方式。它的最大特征是封闭性和自我指涉性。即作者毫不顾及倾诉的对象,只将自己寂寞的情感诉诸自己孤寂的内心世界,在文章中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反而使得内心世界更加寂寞。这样的独语体式在《画梦录》中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扇上的烟云(《画梦录》代序)》中作者也以同样的独语来述说他为什么创作《画梦录》,全篇在叙述形式上感觉是两人的对话,实际上是“我”的独语。作为时代的漂泊者,作者找不到与现实世界的相融感,被自己生存其中的家园放逐,只能在想象中去寻找一个安宁的栖息地,一个梦中的伊甸园,一个辽远的国土,一个虚拟的乌托邦幻象。独语体式实际上也是通过心理流动来体现的,是心理流动的外在表现。 《墓》中，以“墓”象征现实生活中的爱情被埋葬,要找寻爱情,只能到另外的世界。 作者巧妙地将自然“人化”，赋动物、景物以人的灵性。在他的笔下，山草有“知”，花有“情”，溪水有“意”。它们会对清早到柳树旁的井里提水的铃铃说：“晨安”。它们会时常探讨甚么才能使铃铃欢喜的话题；它们会互相耳语，担心铃铃的健康，担心她忧郁的眸子；它们会告诉雪麟，铃铃心中的真实感受与小秘密……直接抒写自然的“情意”，隐退了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强行显现，减生硬之弊，增流畅之感。自然，就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草虫、野蜂、原野、夕阳无不充满着生命的动感与活力。我们从中看到了美丽少女铃铃的善良朴实的性格，又看到了忧郁青年雪麟的出现，这就是“诗家笔下有，别家笔下无”的意境。 何其芳以山水画家的笔墨，诗家的心灵写作散文，由此可见一斑。 他的散文不事叙事，无意描写，而是全力以赴地去创造一种凄楚的情调。我们不知道铃铃为何而死，不知道雪麟为何忧郁，但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凄楚，《墓》的凄楚恰如诗一般撩人心弦。 二、语言精粹，字字珠玑 何其芳作为第二个十年小品作家的代表，是毫无愧色的，他作为散文家远比诗人与评论家更具文学史的地位。其《画梦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4年版)获得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荣誉；更为重要的是，其《画梦录》、《刻意集》(文化供应社1938年版)创造了时人公认的"何其芳体"，以他"独语"式的创作实践使小品文成为独立的艺术制作，这样他将第一个十年诞生的小品文，在第二个十年间提高到一个更新的艺术水准。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做过如下的评价：何其芳的散文，在文字技巧上登峰造极，但质地太单薄，观察和感受的幅度太窄，无非青春与爱情的叹息。 而《墓》一文，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精致的艺术品。跳跃的章节，华丽的辞藻，造成了一种迷离恍惚的神秘气氛。除此之外，作品是可以当作散文诗来诵读的。强烈的抒情，诗化的语言，耐人寻味。在诸多的情感碎片之间，存在明显的跳荡性，一般不使用过渡性语言，前后的几个片段均无叙述式语言连接，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连接程序留给了读者去想象、去填补。作者细密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在“画梦”,在画一些难圆的梦、想象的梦、虚构的梦。这些梦幻,具有浓浓的抒情意味,也将散文集《画梦录》的精致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 1、 句式较长，节奏舒缓，宜于传达深沉、忧郁的情怀。如“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阡陌高下的毗连着，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一个长句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乡村丰收在望的图画。 “初秋的薄暮。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晚秋的薄暮。田亩里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黄的割茎在青天下说着荒凉。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声都已无闻，原野被寂寥笼罩着……”短促的句子在营造意境上，无法传递作者那徘徊苦闷的悠长节奏。这些前后对应的长句，则使其蕴含的节奏舒缓，恰合作者的深沉滞重的忧郁情绪。 2、 组合奇特，给人以新鲜之感。如“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铃铃’二字的……”“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这些象征手法和痛感、比喻、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使用，使得句式奇特，造成了一种可称为“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这种诗化的语言，刺激了欣赏者的审美感官，打破了语言惯例，能驱策读者仔细地品位。 3、 精粹洗练。何其芳先生曾在《还乡杂记•代序》中说：“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费两三天的苦心经营，几乎其中每个字都经过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抚摩。”在《墓》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从林叶探进来，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铃铃之墓。” 在我看来，诗化的意境,散文诗样的语言,精致的结构,柔和的语言,浓丽的色彩,真挚而沉郁的感情,“超达深渊的情趣”, 使《画梦录》为抒情散文开辟了一片新的园地,也为何其芳赢得了极大的荣誉。这其中，优美凝练的语言是使《画梦录》在出版的当年，就受到广大读者赞赏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6年8月2日，刘西渭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关于李广田的评论，将李广田和何其芳的作品作了比较，文中说：“何其芳先生要的是颜色、凸凹、深致、隽美。”这也可以说是对《墓》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评价。
序言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
首先，先收集一下相关余华的论文，简单归纳一下相关研究论文的各种主题，看看人家都是从什么角度写的，研究太多的就不要写了，选一些有新意别人没写过或者少有涉猎的主题。其次，或者就以《兄弟》为主要检索内容，看看相关论文都是什么切入点，看多了就有想法了！去图书馆查查各种学报，至少查查人大复印资料。怎么也得去中国知网上看看，或者其他论文数据库。想写好论文前提是现占有一定的资料，避开别人说烂了的话题，选一个自己有把握、有话说的角度入手，再结合适当的文艺理论，你的论文就优秀了！！
我知道怎么做我来完成
001 梁启超文学观的时代意义 002 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研究 003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004 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005 论鲁迅小说的“立人”思想 006 论《祝福》的艺术特征 007 论鲁迅散文《野草》的象征主义特征 008 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 009 近现代报刊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010 论近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 011 胡适《尝试集》与中国新诗 012 论周作人对新文学的理论贡献 013 论郭沫若《女神》对新诗的影响 014 论郭沫若诗歌创作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 015 论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浪漫主义色彩 016 论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 017 论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创作 018 论冰心诗歌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特色 019 《新青年》研究述评 020 “小诗”派研究 021 郁达夫小说的感伤抒情特色 022 论文学研究会对中国现代现实文学主义的贡献 023 论叶绍钧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024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风格 025 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征 030 论闻一多的新诗理论贡献
还不如写《活着》的关于生命的意义。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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