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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关于文化的定义,贾玉新指出:“人类学者对文化的界说,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Goodenough关于文化的定义,更有利于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根据Goodenough的观点,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就这一术语最宽泛的意义来说———组成’。概括地讲,文化即是人们所思、所为、所觉的总和。”[1]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符号被人们习得和传授的知识;是群体行为规的集合;文化和交际具有同一性,交际是文化的编码系统,也是它的传承和储存系统,对于交际来讲,文化是动态多变的。由此可见,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和熏陶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正确地理解、领会、鉴赏和翻译优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语言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而文化信息的传递才是翻译的实质。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必然涉及到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我国当代翻译家和翻理论家中,王佐良先生较早开始提倡将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分别于1984和1985年在《翻译通讯》上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和文化繁荣》两篇论文,指出“翻译理论的研究,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在翻译中不仅要重视语言,同时也要重视文化问题,认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他指出,应该把翻译置于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他认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本身的特性的影响。正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使文化因素的翻译不可能在另一个系统中全方位展开,只能是见机行事,见缝插针。文学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形式,而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西方文化,这样才能真正领悟西方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思想。 英美国家的价值观是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观,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性的文化,体现群体价值,不允许把个人价值置于群体利益之上。“汉语文提倡天人合一,崇尚中庸之道,有‘枪打出头鸟’之说。”就价值观而言,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外国人不管周围人干什么,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注重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往往识大体、顾大局,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谋求集体利益。个人应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人利益。为了集体利益,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树立起了中国人对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强烈的义务感和使命感,自觉担负起各种社会职责,形成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西方的传统文化蕴育了个人主义,即以个人为中心,个人价值至上,甚至牺牲他人和集体利益以谋求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个人主义是西方人最为推崇的个人独立自主必备气质,也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实质。西方人崇拜依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可以从大量英语词汇中得到验证,如“egocentric”,“ego ideal”,“egoism”,“egoist”,“egopsychology”,“self-control”,“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self-reliance”,“self-respect”等等。英语习语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而汉语中则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风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因而也传递着不同的风俗文化信息。在中国,红色是除了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被看作是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用“开门红”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红颜”(少女)。而英语中的“red”除了表颜色外,和汉语中的“红”则有所不同。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red”意为“出现赤”、“发生亏损”,“see red”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此外,在中国,从古至今,尊老是我们一直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老”在汉语中可用来表达尊敬,如“老先”、“张老”、“王老”等都是表达对对方的尊敬的称呼。在中国,年长是经验、威望甚至智慧的象征。而在西方,“old”一词常意味着赶不上潮流过时等。在西方文化中,年龄被看作为个人隐私,尤其是女性,她们忌讳别人询问自己的年龄。而在中国,见面互问年龄则和英国人见面先说天气一样习以为常。 语言是人们交际一个途径,但并非惟一的途径。其他诸如身姿、表情、眼光接触和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都在人们的交际中起着作用,有时甚至是起着语言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时候,中西方的这种非语言交流方式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西方人喜欢拥抱,寻常朋友见面,亲朋好友见面,都会有个热烈的拥抱。而在中国,人们见面或分别时则握手。另外,人们交际中眼光的接触在中西方文化中也有不同理解。在西方,如果在与人交谈交往中,目光不看着对方就会被对方认为是没有兴趣、不专注或甚至是不信任。但是,在中国,眼睛盯住对方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在跨文中的差异。
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 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正如英语中一句谚语所说的：“So many countries, so many ”在对狗的态度上，中国人脑海中狗如同鸡、鸭、猪一样是一种地位十分卑微的动物。常常把狗与“下贱”、“低微”、“无赖”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腿子”、“猪狗不如”、“狐朋狗党”等，[5]（P83）虽然狗也用作看家护院、狩猎、牧羊。狗还常被宰杀烹调，这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中国人对狗的态度在谚语中可以体现出来，如：狗眼看人低。 好狗不挡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狗改不了吃屎。 痛打落水狗。而狗在西方人眼中不仅是狩猎、看门、工作的得力可靠的好帮手，更是生活中重要的伴侣和朋友，是抚慰人们寂寞空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将其视为家中的成员，与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西方还有发生狗死后，为其安葬立碑的事。因此，狗的形象在英语谚语中是褒义的，人们对狗是怜爱、赞赏的。英语谚语之中，常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你是一个幸运儿。 Every dog has its 各人皆有出头之日。 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ove me, love my 爱屋及乌。而英语中兔子常代表胆怯，但汉语中与“胆怯”相联系的动物形象则是老鼠。因此有谚语“气壮如牛，胆小如鼠”；英语民族常用狮子比喻力量、雄威，所以有谚语：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and goes out like a 三月来如猛狮；去如羔羊。Every dog is a lion at 狗是百步王，只在门前狠。A lion may be beholden to a 老鼠也能帮狮子；弱者也能帮强者。这里因为狮子多产于非洲、印度等地，而英国历史上与这些地区或国家有着很深的关系。而我国不产狮子，无论南方北方都产老虎。[6]（P73）从前，老虎数量繁多，常出没山林，侵扰人民，甚至危害人命。人们认为虎为百兽之王，对虎十分敬畏，有“养虎为患”、“伴君如伴虎”的说法，把虎看作力量、威武、雄壮的象征，因此产生了许多关于与老虎有关的谚语。例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虎毒不食子 初生牛犊不怕虎。五、 民族性格中西方由于各自生存环境的差异，以及人们对自身环境的不同应战，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社会文明，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性格特征。在古希腊，由于土地的贫瘠，海上通道的开辟，再加上频繁的战争和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得他们很早就发展起商业经济，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文明。西方成了典型的商业社会，人们从事着频繁的商业活动，正所谓“The English are a nation of shop-”（英国全民皆商，外表富强）。经商的成效不在天地鬼神而在自己，在于自己的才干。[7]（P22-23）商场中的竞争激烈、优胜劣汰、你失我得，这形成了西方人个人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作用、个人独立自主、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Self comes 自我利益是第一位的。Everyman for himself and God for us 个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Near is my shirt, but nearer is my 自己的利益最切身。Self-preservation is the first law of 保存自己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He who depends on another dines ill and sups 指望别人，难有好吃喝。而经商见效快、获利多、风险大，也养成了西方人急功近利、富于进取、敢于冒险的流动性格。If at first you don’t succeed, try, try, try Forbidden fruit is Catch as catch Discontent is the first step in Life is a battle from cradle to 人生是一场从摇篮到坟墓的战斗。Life, to be worthy of a rational being, must be always in 人生必须永远前进，才不愧为有理智的人。Fortune favors the 勇者天佑。个人主义思想使西方人重视突出个人，喜欢表现自己的个性，乐于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尊重个性、自我，并鼓励个性发展，对别人因个性表现出的任何形态都能够理解接受，这可以在谚语中体现出来。It’s squeaky wheel that gets the 吱吱叫的轮子先上油。Tastes 个人品位不同。Every man after his 个人追求个人的风格。 If you’ve got it, flaunt 这句谚语来源于一部The producer的美国电影。意思是如果你有钱、本事、美貌或性感，就应该让人瞧瞧。[8]（P334）而以农业为根本的中国人则截然不同，农业的收获往往不在耕种者，而是老天。人的意志如何强大也阻止不了干旱、洪水、风暴等天灾的来临。[7]（P23）另外农业见效慢，而一年一度的丰收来自于长期的扎扎实实、坚持不懈的努力劳动，这形成了中国人思想意识中安定保守、善于坚持忍耐、缺乏冒险、知足的性格的特质。[5]（P23）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在这场文化研究大潮中,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成为重要领域和阵地。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但编著和介绍性的较多而论著则少见。究竟什么是西方文化史?究竟怎样研究西方文化史?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史?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也还模糊不清,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解读,以利于对西方文化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西方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史自有其产牛、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史的认识也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自18世纪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照录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至今影响巨大;19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当时,文化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并不高。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史学”往往自称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新史学”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之和,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因此,“新史学”研究包括了人类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在他1860年出版的《教育论》一书中讨论了历史学的这一新范围。“在斯宾塞的历史范畴中,政治、阶级、宗教、风俗、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虽然斯宾塞并未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但是西方学者却通常把他的这一讨论作为对文化史理论的精辟论述。德国文化史家威廉·黎尔认为,文化史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它是“各国全部文明的历史,它既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也显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被称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次演讲中更为明确地给出了文化史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史即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的世界史,而历史则意味着事件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准包含:是什么推动世界、什么具有贯穿始终的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作了理论总结,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建构,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社会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等诸多方面。 2、西方文化史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例如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等等。它们是抽象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即通过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而它们是具体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对上述方面的一种历史描述和总结。”由此看来,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从学科意义上讲,它应该仅仅是关于狭义文化的历史,其中包括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但是,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文化史研究扩大到其他领域,甚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历史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等,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庄锡昌主编的《西方文化史》、沈之兴和张幼香主编的《西方文化史》、高福进的《西方文化史论》、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沈福煦的《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都属于狭义西方文化史,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书基本上是作为教材和通俗读物面世,编得多而论得少,所以并不能被称为研究著作。 国内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该书在较为完整地展示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凸显贯穿其中推动西方文明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和成就。姜守明等撰写的《西方文化史》虽然基本上也是一本狭义文化著作,但该书在对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介绍、对西方文化精粹的细致梳理、对西方文化的起源进行追溯的同时,还探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分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因此可以说是研究性著作。 从内容角度说,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内容,特别是西方的风俗习惯、下层群众文化等等。 3、西方文化史的时间跨度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分为两类:文化史通史和断代史。通史在内容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西方社会从古代两希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对文化史实的客观叙述,国内多数西方文化史著作也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断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针对某个时段的文化来阐述他们个人的真知灼见,其成果多为思辨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殊不知西方文化史也不狭小简单。要在一本书中就把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内容解释清楚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徐新将西方文化史分成两本书来写,可以算是国内少见的西方文化断代史的著作了。法国文化史学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断代史研究的佳作。在该书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个时代,认为“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在1949年发表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属同一类。 4、西方文化史的空间界定 从不断变化的“西方”这个概念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扩张的文化。“18世纪以前的西方还仅限于西欧国家。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以后,广义上的西方不仅包括古代整个欧洲,还包括整个西亚、北非,甚至包括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的日本;狭义上的西方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我国现有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看,人们基本上认同欧美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这种空间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为欧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发达的经济社会使西方学者视自己的文化为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着浓重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便专注于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异族文化通常要么被描写成他者文化;要么被妖魔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认识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与优秀。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1、历史哲学视角 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哲学研究一般分为两类:“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主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意义或规律;后者则着重阐释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或作用。何兆武和陈放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把文化形态史观视为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体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特征。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斯宾格勒认为在人类文化中曾出现过八种文化系统,并相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种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将走向它的归宿,走向没落。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毕生之作《历史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研究。他从斯宾格勒的八个文明发展到三十七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20世纪末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后的又一个从文明和文化视角解释历史、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学者,因此有人说亨廷顿是又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新史学研究视角 新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人类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于是,早在18世纪中期,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被称为“文化史之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突破传统史学上作了大胆的尝试。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提倡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1900年,贝尔创办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历史综合杂志》。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人,他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包括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新同盟军”。 3、新文化史研究视角 前文已经说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由于该流派主要是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因此而带有社会史、政治史、语言史等色彩,这就扩大了以往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观念,对文化史走向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4、跨学科研究视角 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较为凸显的特征。它促使许多新兴学科呈现在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学和宗教文化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鉴于文化在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大致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史,如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国内文化人类学学者们在此方面的成果有林惠祥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和马广海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等。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司马云杰的《文化社会学》(2001)等。第二类是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杨善民等撰写的《文化哲学》(2002)从文化、生活实践和人的解放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哲学的特征。第三类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氛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如宗教文化学。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下篇的内容就是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来讨论世界宗教关系。 5、比较文化研究视角 通常,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来写作,即便有比较,也是在西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但在中国人写西方文化史的时候,由于从东方人的视角看问题,自然会联想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所以有学者在著作中增加了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例如,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6、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问题却早就存在。如同中国一样,长时间以来,历史写作主要集中在“才子佳人”的上层领域,而少涉及下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个问题从国内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在我们见到的同类著作中,只有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中有大众文化的章节。但是在西方,专门写大众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很具有代表性。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问题 认识西方文化及其历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论著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不少差异,西方文化史的写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许一些写作西方文化史的作者并没有从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化角度来思考问题,但不思考是难以研究西方文化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有四点需作更深入探讨。 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不是很注重,庄锡昌、沈之兴主编的《西方文化史》中虽然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但十分简要,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第三章的标题为《神秘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些著作虽然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专门描述,但基本上局限在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发展传达给读者,成为我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2、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或者叫多元化,人们早已了解。但是,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何把这种多元化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和《西方文化史续编:从美国革命至20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彩性进行了描述,可谓是对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涉及较多的著作。然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例如,西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种族、多语言、多民族、多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对其特点和差别予以分辨。 3、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关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论文都有分析,所分析的特点也各自不同,诸如海洋商业文化、扩张文化、动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开拓性文化、斗争文化等等。要写一本成功的西方文化史就应该将这些特点渗透在著作中。但从目前国内学界看,这类著作并不多。 4、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文化史多样性和统一性已成为其研究的时代特征。《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一书提出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文化交流一方面丰富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中,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了国家间和种族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共处、共享的原则达到某种统一。这里的“统一”并不是“一致”,不是损害和抹杀了各文化独特性的一致。一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谈》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统一性就寓于其多样性之中。它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 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在研究上虽然还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视角等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相信文化史家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通过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的研究、概括与总结,定会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民的幸福家园找到一把和平的金钥匙。
古希腊文明的特征包括竞争精神、思辨精神、人本主义精神、批判精神、科学、民主、公民。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竞争的最好表现。但是竞争在东方，比如在中国却不能得到肯定。“出头的橼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说教不一而足，一切竞争都最后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避免这个结局，于是就“中庸”，不许竞争，结果又为了压制竞争而打得头破血流。奥运会所倡导的在公平和公正条件下的竞争，华夏不曾有过，至今仍然是一种遥远的向往。希望能帮到你 东莞汇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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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较系统的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历史，对现在西方文化，思想，生活习惯等能有一定的认识，很值得学习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在这场文化研究大潮中,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成为重要领域和阵地。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但编著和介绍性的较多而论著则少见。究竟什么是西方文化史?究竟怎样研究西方文化史?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史?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也还模糊不清,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解读,以利于对西方文化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西方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史自有其产牛、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史的认识也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自18世纪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照录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至今影响巨大;19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当时,文化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并不高。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史学”往往自称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新史学”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之和,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因此,“新史学”研究包括了人类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在他1860年出版的《教育论》一书中讨论了历史学的这一新范围。“在斯宾塞的历史范畴中,政治、阶级、宗教、风俗、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虽然斯宾塞并未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但是西方学者却通常把他的这一讨论作为对文化史理论的精辟论述。德国文化史家威廉·黎尔认为,文化史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它是“各国全部文明的历史,它既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也显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被称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次演讲中更为明确地给出了文化史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史即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的世界史,而历史则意味着事件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准包含:是什么推动世界、什么具有贯穿始终的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作了理论总结,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建构,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社会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等诸多方面。 2、西方文化史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例如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等等。它们是抽象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即通过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而它们是具体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对上述方面的一种历史描述和总结。”由此看来,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从学科意义上讲,它应该仅仅是关于狭义文化的历史,其中包括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但是,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文化史研究扩大到其他领域,甚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历史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等,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庄锡昌主编的《西方文化史》、沈之兴和张幼香主编的《西方文化史》、高福进的《西方文化史论》、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沈福煦的《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都属于狭义西方文化史,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书基本上是作为教材和通俗读物面世,编得多而论得少,所以并不能被称为研究著作。 国内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该书在较为完整地展示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凸显贯穿其中推动西方文明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和成就。姜守明等撰写的《西方文化史》虽然基本上也是一本狭义文化著作,但该书在对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介绍、对西方文化精粹的细致梳理、对西方文化的起源进行追溯的同时,还探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分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因此可以说是研究性著作。 从内容角度说,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内容,特别是西方的风俗习惯、下层群众文化等等。 3、西方文化史的时间跨度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分为两类:文化史通史和断代史。通史在内容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西方社会从古代两希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对文化史实的客观叙述,国内多数西方文化史著作也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断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针对某个时段的文化来阐述他们个人的真知灼见,其成果多为思辨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殊不知西方文化史也不狭小简单。要在一本书中就把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内容解释清楚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徐新将西方文化史分成两本书来写,可以算是国内少见的西方文化断代史的著作了。法国文化史学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断代史研究的佳作。在该书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个时代,认为“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在1949年发表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属同一类。 4、西方文化史的空间界定 从不断变化的“西方”这个概念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扩张的文化。“18世纪以前的西方还仅限于西欧国家。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以后,广义上的西方不仅包括古代整个欧洲,还包括整个西亚、北非,甚至包括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的日本;狭义上的西方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我国现有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看,人们基本上认同欧美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这种空间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为欧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发达的经济社会使西方学者视自己的文化为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着浓重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便专注于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异族文化通常要么被描写成他者文化;要么被妖魔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认识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与优秀。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1、历史哲学视角 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哲学研究一般分为两类:“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主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意义或规律;后者则着重阐释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或作用。何兆武和陈放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把文化形态史观视为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体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特征。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斯宾格勒认为在人类文化中曾出现过八种文化系统,并相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种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将走向它的归宿,走向没落。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毕生之作《历史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研究。他从斯宾格勒的八个文明发展到三十七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20世纪末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后的又一个从文明和文化视角解释历史、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学者,因此有人说亨廷顿是又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新史学研究视角 新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人类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于是,早在18世纪中期,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被称为“文化史之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突破传统史学上作了大胆的尝试。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提倡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1900年,贝尔创办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历史综合杂志》。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人,他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包括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新同盟军”。 3、新文化史研究视角 前文已经说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由于该流派主要是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因此而带有社会史、政治史、语言史等色彩,这就扩大了以往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观念,对文化史走向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4、跨学科研究视角 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较为凸显的特征。它促使许多新兴学科呈现在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学和宗教文化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鉴于文化在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大致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史,如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国内文化人类学学者们在此方面的成果有林惠祥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和马广海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等。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司马云杰的《文化社会学》(2001)等。第二类是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杨善民等撰写的《文化哲学》(2002)从文化、生活实践和人的解放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哲学的特征。第三类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氛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如宗教文化学。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下篇的内容就是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来讨论世界宗教关系。 5、比较文化研究视角 通常,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来写作,即便有比较,也是在西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但在中国人写西方文化史的时候,由于从东方人的视角看问题,自然会联想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所以有学者在著作中增加了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例如,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6、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问题却早就存在。如同中国一样,长时间以来,历史写作主要集中在“才子佳人”的上层领域,而少涉及下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个问题从国内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在我们见到的同类著作中,只有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中有大众文化的章节。但是在西方,专门写大众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很具有代表性。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问题 认识西方文化及其历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论著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不少差异,西方文化史的写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许一些写作西方文化史的作者并没有从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化角度来思考问题,但不思考是难以研究西方文化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有四点需作更深入探讨。 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不是很注重,庄锡昌、沈之兴主编的《西方文化史》中虽然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但十分简要,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第三章的标题为《神秘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些著作虽然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专门描述,但基本上局限在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发展传达给读者,成为我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2、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或者叫多元化,人们早已了解。但是,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何把这种多元化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和《西方文化史续编:从美国革命至20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彩性进行了描述,可谓是对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涉及较多的著作。然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例如,西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种族、多语言、多民族、多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对其特点和差别予以分辨。 3、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关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论文都有分析,所分析的特点也各自不同,诸如海洋商业文化、扩张文化、动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开拓性文化、斗争文化等等。要写一本成功的西方文化史就应该将这些特点渗透在著作中。但从目前国内学界看,这类著作并不多。 4、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文化史多样性和统一性已成为其研究的时代特征。《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一书提出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文化交流一方面丰富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中,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了国家间和种族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共处、共享的原则达到某种统一。这里的“统一”并不是“一致”,不是损害和抹杀了各文化独特性的一致。一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谈》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统一性就寓于其多样性之中。它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 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在研究上虽然还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视角等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相信文化史家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通过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的研究、概括与总结,定会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民的幸福家园找到一把和平的金钥匙。
中国人喝白酒的多，西方人基本不喝白酒，以果酒和啤酒为主，中国酒礼可太多了，一时也说不清，各地都不相同，我有个朋友说，他有个外国朋友，外国朋友说过：“我们德国人喝的才叫酒，你们中国人喝的不叫酒，叫酒精”好了，把这个事写到你的论文中吧，这个外国人说的话说明了很多问题，我国酒的酿造工艺非常差，酒精直接对水，像法国的葡萄酒，要选上好的葡萄，还要用橡木桶封装，工艺十分讲究
我不是研究这方面的，写个大概。你自己琢磨。这是按万字以上的论文提纲写的。。一、中西酒文化差异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二、中西酒文化的基本范畴和相通之处三、中西酒文化差异表现。这应是重点章。一般来说，应该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物质方面，你比如说对中西方对酒的偏好不同；酒器的使用也不同。精神方面，比如喝酒礼仪、酒的精神内涵都是有差异性的。四、中西酒文化差异的原因。历史啊、民族啊、地理环境啊等等五、结论部分。通过研究这种差异性有啥积极作用或影响。最明显的影响肯定是有助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好了，大概就这么多，根据你的落脚点可以多方面发挥。。。。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中国的酒文化是白酒文化。 而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土壤相对贫瘠，谷类作物产量低，仅能满足人们食用，很难有富余的用来酿酒。而更喜欢沙砾土壤的葡萄，以其耐旱性和对地中海式气候的适应性在希腊被广泛种植，因此葡萄酒也满足了西方人对酒类的需求。 饮酒礼仪的不同 中国酒文化深深的受中国尊卑长幼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饮酒过程中把对饮酒人的尊重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应出对酒的尊重。西方人的饮酒礼仪和饮酒文化都是为了更好地欣赏美味而制定的。 饮酒的目的不同 酒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交际的工具，所以在中国的酒文化中缺乏对于酒本身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品评。 在西方，饮酒的目的往往很简单，为了欣赏酒而饮酒，为了享受美酒而饮酒。 比较中西方酒文化可以发现，酒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是大写意式的发散思维；西方人则是工笔素描式的直线思维。
是法国红酒和二锅头的区别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在这场文化研究大潮中,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成为重要领域和阵地。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但编著和介绍性的较多而论著则少见。究竟什么是西方文化史?究竟怎样研究西方文化史?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史?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也还模糊不清,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解读,以利于对西方文化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西方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史自有其产牛、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史的认识也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自18世纪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照录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至今影响巨大;19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当时,文化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并不高。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史学”往往自称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新史学”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之和,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因此,“新史学”研究包括了人类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在他1860年出版的《教育论》一书中讨论了历史学的这一新范围。“在斯宾塞的历史范畴中,政治、阶级、宗教、风俗、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虽然斯宾塞并未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但是西方学者却通常把他的这一讨论作为对文化史理论的精辟论述。德国文化史家威廉·黎尔认为,文化史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它是“各国全部文明的历史,它既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也显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被称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次演讲中更为明确地给出了文化史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史即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的世界史,而历史则意味着事件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准包含:是什么推动世界、什么具有贯穿始终的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作了理论总结,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建构,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社会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等诸多方面。 2、西方文化史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例如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等等。它们是抽象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即通过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而它们是具体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对上述方面的一种历史描述和总结。”由此看来,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从学科意义上讲,它应该仅仅是关于狭义文化的历史,其中包括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但是,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文化史研究扩大到其他领域,甚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历史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等,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庄锡昌主编的《西方文化史》、沈之兴和张幼香主编的《西方文化史》、高福进的《西方文化史论》、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沈福煦的《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都属于狭义西方文化史,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书基本上是作为教材和通俗读物面世,编得多而论得少,所以并不能被称为研究著作。 国内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该书在较为完整地展示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凸显贯穿其中推动西方文明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和成就。姜守明等撰写的《西方文化史》虽然基本上也是一本狭义文化著作,但该书在对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介绍、对西方文化精粹的细致梳理、对西方文化的起源进行追溯的同时,还探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分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因此可以说是研究性著作。 从内容角度说,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内容,特别是西方的风俗习惯、下层群众文化等等。 3、西方文化史的时间跨度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分为两类:文化史通史和断代史。通史在内容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西方社会从古代两希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对文化史实的客观叙述,国内多数西方文化史著作也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断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针对某个时段的文化来阐述他们个人的真知灼见,其成果多为思辨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殊不知西方文化史也不狭小简单。要在一本书中就把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内容解释清楚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徐新将西方文化史分成两本书来写,可以算是国内少见的西方文化断代史的著作了。法国文化史学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断代史研究的佳作。在该书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个时代,认为“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在1949年发表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属同一类。 4、西方文化史的空间界定 从不断变化的“西方”这个概念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扩张的文化。“18世纪以前的西方还仅限于西欧国家。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以后,广义上的西方不仅包括古代整个欧洲,还包括整个西亚、北非,甚至包括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的日本;狭义上的西方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我国现有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看,人们基本上认同欧美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这种空间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为欧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发达的经济社会使西方学者视自己的文化为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着浓重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便专注于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异族文化通常要么被描写成他者文化;要么被妖魔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认识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与优秀。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1、历史哲学视角 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哲学研究一般分为两类:“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主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意义或规律;后者则着重阐释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或作用。何兆武和陈放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把文化形态史观视为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体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特征。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斯宾格勒认为在人类文化中曾出现过八种文化系统,并相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种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将走向它的归宿,走向没落。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毕生之作《历史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研究。他从斯宾格勒的八个文明发展到三十七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20世纪末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后的又一个从文明和文化视角解释历史、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学者,因此有人说亨廷顿是又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新史学研究视角 新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人类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于是,早在18世纪中期,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被称为“文化史之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突破传统史学上作了大胆的尝试。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提倡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1900年,贝尔创办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历史综合杂志》。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人,他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包括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新同盟军”。 3、新文化史研究视角 前文已经说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由于该流派主要是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因此而带有社会史、政治史、语言史等色彩,这就扩大了以往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观念,对文化史走向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4、跨学科研究视角 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较为凸显的特征。它促使许多新兴学科呈现在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学和宗教文化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鉴于文化在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大致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史,如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国内文化人类学学者们在此方面的成果有林惠祥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和马广海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等。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司马云杰的《文化社会学》(2001)等。第二类是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杨善民等撰写的《文化哲学》(2002)从文化、生活实践和人的解放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哲学的特征。第三类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氛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如宗教文化学。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下篇的内容就是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来讨论世界宗教关系。 5、比较文化研究视角 通常,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来写作,即便有比较,也是在西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但在中国人写西方文化史的时候,由于从东方人的视角看问题,自然会联想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所以有学者在著作中增加了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例如,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6、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问题却早就存在。如同中国一样,长时间以来,历史写作主要集中在“才子佳人”的上层领域,而少涉及下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个问题从国内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在我们见到的同类著作中,只有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中有大众文化的章节。但是在西方,专门写大众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很具有代表性。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问题 认识西方文化及其历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论著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不少差异,西方文化史的写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许一些写作西方文化史的作者并没有从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化角度来思考问题,但不思考是难以研究西方文化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有四点需作更深入探讨。 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不是很注重,庄锡昌、沈之兴主编的《西方文化史》中虽然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但十分简要,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第三章的标题为《神秘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些著作虽然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专门描述,但基本上局限在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发展传达给读者,成为我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2、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或者叫多元化,人们早已了解。但是,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何把这种多元化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和《西方文化史续编:从美国革命至20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彩性进行了描述,可谓是对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涉及较多的著作。然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例如,西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种族、多语言、多民族、多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对其特点和差别予以分辨。 3、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关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论文都有分析,所分析的特点也各自不同,诸如海洋商业文化、扩张文化、动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开拓性文化、斗争文化等等。要写一本成功的西方文化史就应该将这些特点渗透在著作中。但从目前国内学界看,这类著作并不多。 4、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文化史多样性和统一性已成为其研究的时代特征。《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一书提出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文化交流一方面丰富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中,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了国家间和种族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共处、共享的原则达到某种统一。这里的“统一”并不是“一致”,不是损害和抹杀了各文化独特性的一致。一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谈》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统一性就寓于其多样性之中。它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 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在研究上虽然还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视角等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相信文化史家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通过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的研究、概括与总结,定会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民的幸福家园找到一把和平的金钥匙。
可以谈谈西方经济以及政治方面（西方的社会背景）对文化的影响！西方的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对世界以及人类进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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