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只是声音难听点而已
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包括三大类一、碑刻钟铭目前发现的碑刻已有十五通主要分布在西藏境内云南、青海省也有。钟铭有4件3件在西藏一件在不丹。①二、木简主要发现于新疆若羌米兰地区一座唐代吐蕃的古戌堡遗址约500余支。其中相当完整的400余支广支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80余支较完整的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也发掘出10余支。②三、敦煌古藏文写卷1900年从敦煌石窟发现的藏文写卷约5千件于1907-1908年间先后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窃运海外分别广支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国内北京图书馆和甘肃省博物馆也收藏不少。③以上三大文献无疑是研究吐蕃时期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法律、藏医、历算、翻译、文学和文字的实证资料。本文仅从文字特点的冰山一角窥视古藏文文献。当我们阅读古文献时会遇见许多现在已经消失的书写法也就是文字障碍。但当我们细细琢磨后却发现许多有趣的规律只要我们打开这扇规律的大门就可以入室探索吐蕃文献的奥密。1、带元音gigu的字和带反gigu元音的字意义相同。2、不送气的基字kacatapatsa和送气的基字khachathaphatsha可以互换。3、清音基字kacatapa和浊音基字gajadaba有互换的现象。4、da和na由于发音部位一致都是舌尖中音当它们作后加字时可以互换。有时作基字时也有互换的情况。5、带元音giguv和grengbu的基字ma例如mime等在古文献中带下加字yabtags写成myimye。
民间故事——为什么乌鸦叫是不祥之兆
《嘉言宝藏，智者所喜甘霖》扎西监藏著《本教源流宏扬明灯(藏文版)》芭·丹杰桑布著《大乘觉悟道雍仲苯教常识(藏汉版)》旦增朱扎著《论西藏与苯波(藏文版)》南卡洛布著《西藏本教》察仓·尕藏才旦著《西藏本教简史》顿珠拉杰著《心灵的火焰-苯教文化之旅》杨学政,萧霁虹著《象雄文粹-辛绕功业与本教简史》张家仁增降措编著除了第一本，其他的都是市面上比较容易找得到的由国内出版的关於苯教的书籍，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参考藏文版和外文版的，毕竟一些跟民族文化历史有关的事物，用本族的文字记录肯定是最传神的。至於推荐外国的著作，主要还是因为人家起步得早，最少比我国早站在起跑线上超过六十年，这些差距是追不回来的关於藏语系佛教其实你身为藏族应该也相当了解才对，不是吗？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或学术文章简直就是汗牛充栋，所以就不推荐了
敦煌写卷，即敦煌下寺窟“藏经洞”的手抄本经文，诗歌等手写文物书卷。“写为卷”与“印为本”，合称为“书籍”。当代人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写卷是研究“藏经洞”晋，十六国，北宋书写风格的实物依据。敦煌写卷的字体，绝大多数为楷书(正书)。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首先捡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瀚，请他鉴定，也希望能换点钱。汪毕竟对古物有些知识，就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作为官场交结的"礼品"。1902年，苏州人叶昌炽当了甘肃学政，汪知县便送给叶昌炽宋乾德六年（966年）的水月观音像一幅和写经卷子、梵叶本各两件。叶昌炽是清未著名的金石学家，对此十分珍视，遂建议甘肃藩台，将这些遗书如数运解到省城兰州保存，但藩台认为这些"废纸"无甚价值，遂以五六千两白银的运费难筹为由，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3月，王道士乘封存之机，私藏遗书若干，或馈赠官绅，以趋炎附势；或私卖于世，以中饱私襄。至少有安肃道道台廷栋、迪化（今乌鲁木齐）将军满人长庚、文人恒介眉、张筱珊、张友履等人也拿到了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流传至民间，莫高窟秘藏古代手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中国的目光都在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烟的荒漠与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这些宝物却使外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和文物间谍垂涎三尺，他们纷纷将魔爪伸向了莫高窟。从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俄、英、法、日、美等国的"考察家"来到了敦煌，盗走了三、四万卷经书及许多珍贵的壁画、雕塑，给莫高窟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波特在哈密从土耳其商人口中听到藏经洞的消息，这对他充满诱惑，但又由于时间紧迫，于是他以抛硬币决定是否前往。"正面朝上，会满载而归；背面朝上，则空手而回"，他写道。结果是背面朝上，于是他备马打道回到了喀什干，失去了他的"应属于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可是，同时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来到敦煌，仅以6包俄国日用品为代价，取敦煌遗书两大包。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伪装成玄奘的信徒，随带中文秘书兼翻译蒋孝琬，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莫高窟，经过3个多月的周密谋划，在高达10英尺，整堆500立方英尺的手稿中，花了37夜的功夫，恣意桃选了他需要的东西。一翻讨价还价后，他仅用40块马蹄银(合200两)贿通王道士，走六朝至宋代的经卷、写本共7大箱约万余卷，以及5大箱装有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约500余幅。6月13日，斯坦因的运输队启程，可是，10月份，斯坦因又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又诱取了230捆手稿。再约10个月后，这批文物被偷运至伦敦博物馆。 1906年6月，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率领考察团，在新疆寻访探古时，在乌鲁木齐偶遇一个被流放的满清某宗室的兰公爵，看到一份他拿的敦煌手稿，方知千佛洞发现秘密手稿的消息。伯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 1909年，日木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敦煌掠取了大量经卷，仅大谷大学就收编7000多号。同年，清政府北京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令陈藩交出剩余的遗书。王道士早已将许多私藏于两个大转经筒中。 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上交时又被雁过拔毛，层层剥夺，最后只有劫后残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师图书馆中(今北京图书馆)。 1911年10月，大谷探险队第三次在丝路"考察"时，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写经469卷，精美唐代彩塑两尊。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足足四大箱，600多卷经卷。两次共盗图书、经卷、写本、刻本达11，604号，及绣刺品、绘画多件。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45头重载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文物，排成长长的一队，远看就象沙漠上的一列火车。其中一头骆驼背上四个古怪的大木箱，装的就是敦煌文献。 1914至1915年，俄人鄂登堡盗去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直到1919年，甘肃政府耳闻民间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写本的消息后，下令敦煌当局查找流散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面竟然还藏有94捆。
wadqw2e2
由于敦煌古藏文卷子I．O．750《吐蕃大事系年》于兔年（763）以后轶失，因此无法于原始史料查阅墀祖德赞的确实生年。但吾人仍可透过汉史料与唐代以后的西藏文献比较获知。按唐代以后的西藏文献在记载墀祖德赞的生年时，口径完全一致，均记载于阳火狗年出生。藏历阳火狗年相当于汉历丙戌年，是为806年。虽然唐以后的西藏文献在纪年上极不可靠，每多错误，但仍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可信的资料（见下表）。特别是与汉史料作比较研究时，常有所发现。按《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记载，刘元鼎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于吐蕃首府逻些，与吐蕃君臣会盟。刘元鼎亲见赞普，刘元鼎研判当时赞普“年可十七八”。若墀祖德赞于806年出生，至与刘元鼎于822年会面时，按藏人虚岁计法，墀祖德赞恰为17岁。在二史料记载比较之下，似乎刘元鼎阅人可谓准确，唐代以后的西藏文献记载墀祖德赞生年，似属可信。《西藏王统记》记载：（墀祖德赞）12岁时，王父逝世，遂即王位。《布敦佛教史》则云其18岁即位。《拔协》载其10岁践祚执政。其余诸西藏文献均与《西藏王统记》同样主张。若按墀祖德赞生于806年，其12岁时当817年。然而，在康穆宗时期唐蕃双方的会盟，因盟约押有日期，吾人得以比对获得墀祖德赞确切的登基年。《唐蕃会盟碑》背面碑铭载：“大蕃年号彝泰七年，大唐年号长庆元年，阴铁牛年仲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由唐主盟。”文中的康穆宗长庆元年，为821年。印证藏历阴铁牛年，相当于汉历辛丑年，亦为821年。由彝泰七年（821）往前推至彝泰元年（815），是为墀祖德赞登基之年，亦即墀德松赞于815年去世，其子墀祖德赞于同年登基，时年10年。此在《资治通鉴》的记载得到印证。《资治通鉴》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二月记载：“西川秦，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上引文指出四川遣人于816年2月抵长安报讯。由吐蕃传递讯息抵四川，再由四川往长安的路程，在时间的耗费上，当超过2个月以上。又《旧唐书·吐蕃传》载蕃帅尚绮心儿（按应系尚塔藏），对赴蕃立盟的唐使刘元鼎云：“回纥，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闻本国有丧而还。”依引文所述，尚塔藏于丙申年（816年）越过居延沙漠讨逐回纥，因获赞普死讯还师。尚塔藏所率蕃军之位置在居延水沙漠以东，今蒙古西境，距吐蕃首府日程当超过四川。据此，吾人可以确定墀德松赞确于815年去世，墀祖德赞就在当年即位。此证实《拔协》记载墀祖德赞于10岁登基，属正确无误。而助亦证实了墀祖德赞确于阳火狗年（806）出生。吾人于确定墀祖德赞的生年与即位年，并以之作为起点，讨论墀祖德赞的卒年。按有可靠明确纪年的汉史料《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了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吐蕃赞普卒的讯息，往后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另载赞普卒的讯息。其间对于继位的赞普名及两位逝世赞普名号均缺载。《新唐书·吐蕃传》则记载元和十二年（817）赞普死，可黎可足立为赞普。但未载可黎可足卒的时间，不过却将可黎可足逝世的讯息，置于文宗开成四年（839）之前，然后再提及武宗会昌二年（842）另一赞普死。显然《新唐书》指可黎可足之卒年，应在839年之前。《资治通鉴》主修司马光为厘清新、旧《唐书》二书《吐蕃传》记载之差异，谓《新唐书》疑《文宗实录》所载：“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废朝3日。赞普立仅30余年，有心疾，不知国事，委政大臣焉。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有所阙略，而依据《补国史》补述武宗会昌二年（842）所亡之赞普为达磨，在达磨之前仍有彝泰。据此，《资治通鉴》遂将彝泰之卒年定于文宗开成三年（838）。在比较《旧唐书·吐蕃传》与《新唐书·吐蕃传》之记载时，吾人不宜因《旧唐书》未于838年记载蕃使赴唐告丧之事，就以为此事未曾发生。因《旧唐书》与《新唐书》相较之下，《旧唐书》漏载太多史料，诸如弃宗弄赞以前之部分世系、可黎可足之名号、唐蕃盟书“策署彝泰七年”、可黎可足之弟达磨，以及达磨之作为，达磨身后蕃国内乱景况等等，均属极为珍贵的史料。此意味着《新唐书》作者参考了许多史料，系《旧唐书》作者所阙漏者，因此《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颇值深入探讨。其一：考《新唐书·吐蕃传》之“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之载记，应系源于《文宗实录》。《通鉴考异》引《文宗实录》之记载为：“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废朝三日。赞普立仅三十余年，有心疾，不知国事，委政大臣焉。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上引《文宗实录》，在武宗会昌二年（842）十二月丁卯蕃使来告丧，与命 李璟为吊祭使之间，简述了已丧赞普之事迹。上引文虽未述明已丧赞普之名号，但按其所述情况研判，应指有宿疾的可黎可足卒于842年。距可黎可足即位年817年（唐廷以蕃使来告者为准），计有26年。《文宗实录》所云“赞普立仅三十余年”的在位年数，与前述之“二十六年”无法吻合，且有数年之差距。其间是否有漏失其他赞普的在位年数？而且就唐朝而言，每位皇帝在位时间，相较于吐蕃赞普都较为短促。除高宗、玄宗外，李唐皇帝在位未有超过30年者。若可黎可足在位30余年，怎可用“仅”字形容？上述均属《文宗实录》记载有所缺漏及不合理之处。因此笔者推测，《新唐书·吐蕃传》作者可能因上述谬误，致启疑窦，遂参考《补国史》作补述与修正。将“赞普立仅三十余年”，修正为“赞普立几三十年”，并补述可黎可足的相关事迹、死讯及其弟达磨嗣立后的状况等，并将上述纪事置于文宗开成四年（839）之前。显然其不同意可黎可足卒于842年，而以为卒于839年以前，但又无法确定，是以没有明载可黎可足的卒年。其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武宗）会昌二年（842），赞普（达磨）死，…．无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綝氏子邪？”器而出，用事者共杀之。”按教法史料记载，朗达玛（达磨）被刺身亡后，其次妃生遗腹子欧松（vod-srung），长妃则以他子名为永登（yum-brtan）者，冒充赞普子，两者相互对立倾轧，致吐蕃大乱。《新唐书·吐蕃传》所载情节虽与之有些出入，但同样指出在达磨亡后蕃廷的内乱。且在敦煌古藏文卷子P．T．999记载：“鼠年（844）夏六月初八日，王后赞蒙彭母子欧松宫殿之功德，沙州两部僧伽为沙州地方在俗人作回向功德，举行修福供养法会。”引文证实了次妃子欧松（vod-srung）的存在，而且是由其母后护持。欧松（vod-srung）继位后，按例其赞普号为khri-vod-srung，赞普号前两字之汉语对音是为“乞离胡”。可见《新唐书·吐蕃传》对于达磨身后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必有所本。设若墀祖德赞于会昌二年（842）卒，嗜酒且好猎的达磨继位，吐蕃虽因此而政益乱，但仍然维系政权统一，蕃廷并未分裂，仍会按例遣使赴唐。然而检视《资治通鉴》及《册府元龟》，在记载842年蕃使论普热来告丧之后，就不再有蕃使赴唐，或唐使赴蕃的记载。可见唐蕃双方在842年以后就不再互派使节，原因无他，就在于吐蕃于842年以后陷入分裂内乱。是以会昌二年（842），蕃使来唐报丧者，应为达磨非可黎可足。吾人另有一力证。当时李唐重臣李德裕为唐武宗撰拟《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一文，文中云：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将相猜携，自相攻击，缘边兵马，颇已抽归，想其城镇皆空，守备多阙……国家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相继陷没，今当其破灭之势，正是倚伏之期…．非是不守和明…．．故令刘蒙专往，亲谕朕怀，卿宜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该文并未注明写成时间。但在《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四年（844）三月条记载：“朝廷以四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糗粮……。”比对上引二文得知，李德裕系于武宗会昌四年（844）三月撰拟《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一文。密诏所提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应为842年，正是达磨赞普死讯传抵唐廷之时。由此可以确定唐廷所获知的讯息，为吐蕃自达磨赞普卒后，一直未立赞普。实际上，吐蕃自达磨赞普被刺后，王室分裂，长后与次妃之子嗣争立，相持不下。倘若可黎可足之死讯，于842年传抵唐廷，其继立者为达磨赞普，则唐廷重臣如李德裕者，于844年为皇帝所拟之密诏，会云“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因此，吾人可以断言，武宗会昌二年（842）唐廷所获得“赞普死”的讯息，是为达磨，绝非可黎可足，而且再扣除吐蕃王室丧葬礼俗所耗之时间，及赴唐报丧的交通时间等，达磨赞普卒于841年，确为不移之论。由此亦证明了《文宗实录》记载的粗疏阙略，导致《旧唐书·吐蕃传》及他书皆因而错误。也证实了教法史料所载墀祖德赞12岁即位，执政24年，于阴铁鸡年（841）遇弑，享年36岁，全属错误的记载。吾人既已排除841年为墀祖德赞的卒年，则《资治通鉴》所载墀祖德赞座年为838年的可能性增高。如《新唐书·吐蕃传》将可黎可足卒之讯息，置于文宗开成四年（839）之前，但未述明究为何年。《资治通鉴》则依据《补国史》，将黎可足之卒年定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按唐蕃双方互动情形研判，吐蕃赞普逝世的讯息，传递至唐廷时，经常比实际死亡时间要迟一年至数年。吾人据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系年》及汉史料，对墀祖德赞以前之历代赞普卒年之记载，汇集作一比较表如下：由上表各栏之差距年数看业，《资治通鉴》近载可黎可足卒年838年，应为蕃使赴唐告丧的时间，并非可黎可足真正的卒年。按墀松德赞时期唐蕃关系融洽，双方信使互通，未有外交中断的情况，故应排除上表所列因唐蕃外交中断，致延误报讯达六七年之久的可能性。因此，可黎可足真正的卒年，应由838年上溯1-3年，而助李唐凤翔节度使李听于文宗太和八年（834）春正月，进吐蕃赞普贺正表。此意味着在834年时吐蕃赞普墀祖德赞仍存。如是，墀祖德赞卒于835或836或837年均有可能。按《资治通鉴》引《文宗记录》所载：“赞普立仅三十余年”，仍留有些许讨论的空间。若将上引文中之“立”解为“立位”，则“在位仅仅有三十八年”之意，与史实不符。设若将“立”解为“成立”，“立仅三十余年”换句话说，似可解为“成立仅三十余年”，言外之意为卒年30余岁。因30余岁死亡，算是早亡，故用“仅”字形容。亦即《文宗实录》所载，可能指可黎可足仅活了三十几岁。据此，由其生年806年算起，838年时值33岁，但838非其卒年，不计。835年时正为30岁，也应去除。余836年的31岁及837年的32岁，较有可能。由于西藏文献在纪年方面极不可靠，颇多谬误，因此绝不可单独引用，必须参酌其他文献共同使用。另方面，敦煌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铭，不是缺轶就是记载有限，苦无线索。是以对墀祖德赞的卒年，仅能在汉史料中，爬梳推敲，结果仅能得出不是836年，就是837年。虽然目前学界有部分倾向于836年的看法，但系本于《青史》、《红史》等教法史料的观点，极不可靠。因此墀祖德赞的卒年，目前只能定于836或837年，至于要确定究为上述两年中之何年，只有留待后日。
藏学（一）著作类1、《西藏萨迦格言译注》王尧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2、《藏剧故事及研究》王尧编著，戏剧出版社，1962年；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80年4、《吐蕃金石录》王尧编著，文物出版社，1982年5、《吐蕃文献选读》陈践践、王尧编注，民族出版社，1983年9月6、《敦煌本藏文文献》陈践践、王尧编注，民族出版社，1983年3月7、《敦煌吐蕃文献选》王尧、陈践践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8月8、《藏剧故事集》王尧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9、《吐蕃简牍综录》王尧、陈践践编著，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10、《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王尧、陈践践编著，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11、《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王尧、陈践践编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4月12、《吐蕃文化》王尧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1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14、《西藏文史考信集》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15、《藏学零墨》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16、《宗喀巴评传》褚俊杰、王尧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7、《中国地域文化·藏文化卷》，王尧、丹珠昂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8、《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王尧,陈庆英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9、《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王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0、《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王尧、陈践践等，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21、《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22、《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王尧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3、《中国藏学史》（1949年以前）王尧、王启龙著，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24、《吐蕃文献选读》（增订本）陈践践、王尧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25、《藏学概论》王尧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26、《西藏文史探微集》王尧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王序自序第一章 文献与文献学一：文献的含义二：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三：为什么要学习文献学第二章：文献的载体一：甲骨二：金(一) 礼器(二) 乐器(三) 兵器(四) 农器(五) 度量衡(六) 钱币(七) 符玺(八) 日用器三：石(一) 碣(二) 摩崖(三) 碑四：竹木五：帛六：莎草纸七：羊皮纸八：贝叶九：纸(一) 造纸术的发明(二) 纸质文献的装潢形制 卷子 经折装 蝴蝶装 包背装 线装第三章 文献的形成及流布一：文献的形成(一) 著(二) 述(三) 编(四) 译 佛经翻译 学术翻译 文学翻译二：文献的流布(一) 讲唱(二) 镌刻(三) 抄写(四) 印刷(五) 摄影(六) 扫描、微机输入。第四章 文献的收藏与散佚一：历代官府藏书及其散佚(一) 历代官府文献的收藏概况(二) 历代文献的大量散佚 秦始皇焚书 西汉末年战乱 东汉末年战乱 西晋末年惠怀之乱 侯景之乱与梁元帝焚书 隋末唐初 安史之乱 黄巢起义 靖康之难 李自成起义 乾隆禁毁 嘉庆宫火 太平天国起义 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 庚子事变 日本侵华战争 文化大革命二：历代藏书家之兴替(一) 周秦私家藏书概况(二) 汉魏晋南北朝的私人藏书(三) 唐宋私家藏书(四) 元明私家藏书(五) 清代著名藏书家（上）(六) 清代著名藏书家（下）(七) 近代著名藏书家第五章：文献的版本一：版本释义古代写作板本，指一种书籍的多种出版形式。二：版本类型(一) 写本 手稿本 清稿本 抄稿本 影钞本 抄本(二) 刻本(三) 套印本(四) 饾版本与拱花印本(五) 活字本(六) 石印本(七) 珂罗版印本(八) 批校本、题跋本三：善本的界义(一) 善本的两层含义(二) 四部要籍之精校精注本四：版本的鉴定(一) 明确撰写年代(二) 细读前后序跋(三) 验牌记(四) 查避讳(五) 考刻工(六) 核校阅人时代(七) 看字体(八) 看版式(九) 看纸张(十) 看装潢(十一) 查藏印(十二) 类比法(十三) 查著录(十四) 求旁证(十五) 对书影第六章 文献的校勘一：文献讹误的类型及校勘的目的(一) 文献错讹的类型 讹 脱 衍 倒文字颠倒。 错乱(二) 校勘的目的二：校勘应具备什么条件(一) 主观条件(二) 广求异本(三) 广求相关资料(四) 精研所校之书三：校书的主要方法(一) 对校法(二) 它校法(三) 本校法(四) 综合考证法四：校勘成果的处理及校勘记的写法五：校书的态度：多闻阙疑第七章 文献目录一：目录的产生及其含义二：古籍的分类三：目录的主要内容(一) 书名 古书的命名方式（1） 以通称为书名（2） 取书中一二字为书名（3） 以性命为书名（4） 以朝代为书名（5） 以时间为书名（6） 以地点为书名（7） 以隐括内容为书名 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1） 同书异名（2） 异书同名(二) 篇卷(三) 撰人及朝代 关于撰人的朝代 关于撰人(四) 版本(五) 提要(六) 大小序四：目录的类型(一) 公藏目录(二) 私藏目录(三) 史志目录(四) 专科目录 经学目录 小学目录 史部目录 子部目录 集部目录(五) 特种目录 举要目录 丛书目录 知见目录 眼经目录 禁毁目录 版本目录 辨伪目录 其他第八章 文献的辑佚与辨伪一：辑佚(一) 古书亡佚之多及其原因(二) 前人辑佚的成绩(三) 辑佚的方法二：辨伪(一) 什么叫伪书(二) 作伪的动机 传道 射利 炫名 争胜 逃禁 避嫌(三) 作伪的主要手段 作者假托他人 后人改题著者 割去序跋 伪撰序跋 沿袭旧名而作新书 节采某书更易新名 缀合群书造为新编 变乱旧例以充新编 自著自注 书以篆籀而充古本 以假掺真窜乱旧帙(四) 我国辨伪的历史我国辨伪历史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五) 辨识伪书的方法 从授受源流上辨伪 从被依托的人辨伪 从首先传出该书的人辨伪 从该书与作者行事的矛盾辨伪 据当世人的揭发辨伪 从文本上辨伪 从文章风格辨伪 从特殊词语的起源辨伪 从声韵系统和时代的矛盾辨伪 从因袭上辨伪 从称引上辨伪 从佚文上辨伪 从史实的先后辨伪 从称谓上辨伪 从制度上辨伪 从地理沿革上辨伪 从本书与作者的思想观点矛盾上辨伪 从被依托者的学术水平与本书矛盾辨伪 从被依托者的学术专长与本书矛盾辨伪 从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倒置辨伪(六) 伪书的价值 伪书的史料价值 位数的文学价值 伪书的语言价值 伪书的思想价值 伪书的其他价值第九章 类书与丛书一：类书(一) 何谓类书(二) 类书的起源(三) 类书的功用 查找史料 查找辞藻 校勘、考订古书 辑佚(四) 类书举要二：丛书(一) 什么叫丛书把多种不同的书编在一起，冠以一个总名。(二) 丛书的起源与功用(三) 丛书举要第十章 地方志与家谱一：地方志(一) 地方志的产生(二) 历代地方志的数量(三) 地方志的种类 总志 省志 府志 州志 厅志 县志 乡镇志 都邑志 卫所志 边关志 土司志 盐井志 专志(四) 地方志的用途二：家谱(一) 家谱的起源与发展(二) 家谱的内容(三) 家谱的价值及存佚情况 家谱的价值 家谱的存佚情况第十一章 总集与别集一：总集(一) 选集举要(二) 全集举要二：别集(一) 别集的起源(二) 别集的内容(三) 别集的文献价值第十二章 出土文献概述（上）一：甲骨文文献(一) 甲骨文的发现(二) 甲骨文的发掘及出土数量(三) 甲骨文资料的结集与考释》(四) 甲骨文的文献价值二：金文文献(一) 金文的出土(二) 金文文献的汇集及考释(三) 金文文献的学术价值第十三章 出土文献概述（下）三：简帛文献(一) 近世出土简帛文献概况(二) 简帛文献的价值四：石刻文献(三) 石刻文献要籍(四) 石刻文献的价值五：其他出土文献(一) 盟书(二) 玺印(三) 砖瓦文字(四) 纸质出土文献第十四章 敦煌文献概述一：敦煌·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一) 敦煌(二) 敦煌石窟(三) 莫高窟(四) 藏经洞二：敦煌石室的发现及文献的流散(一) 敦煌石室的发现(二) 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和原因推测(三) 敦煌遗书的流散三：敦煌文献的目录四：敦煌文献的汇编整理与刊行五：敦煌文献的内容及价值(一) 宗教文献(二) 儒家经典(三) 语言资料(四) 史籍地志(五) 子部图书(六) 考古与艺术(七) 文学作品(八) 科技史料
西北民族大学并不是一个211大学，只是一个重点本科院校
西北民族大学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新村1号（城关校区）还有兰州市榆中新校区，两校区有直通学校大巴很方便。
不是211院校
西北民族大学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本部在兰州市，新校区在榆中。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藏学（一）著作类1、《西藏萨迦格言译注》王尧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2、《藏剧故事及研究》王尧编著，戏剧出版社，1962年；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80年4、《吐蕃金石录》王尧编著，文物出版社，1982年5、《吐蕃文献选读》陈践践、王尧编注，民族出版社，1983年9月6、《敦煌本藏文文献》陈践践、王尧编注，民族出版社，1983年3月7、《敦煌吐蕃文献选》王尧、陈践践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8月8、《藏剧故事集》王尧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9、《吐蕃简牍综录》王尧、陈践践编著，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10、《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王尧、陈践践编著，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11、《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王尧、陈践践编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4月12、《吐蕃文化》王尧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1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14、《西藏文史考信集》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15、《藏学零墨》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16、《宗喀巴评传》褚俊杰、王尧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7、《中国地域文化·藏文化卷》，王尧、丹珠昂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8、《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王尧,陈庆英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9、《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王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0、《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王尧、陈践践等，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21、《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22、《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王尧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3、《中国藏学史》（1949年以前）王尧、王启龙著，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24、《吐蕃文献选读》（增订本）陈践践、王尧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25、《藏学概论》王尧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26、《西藏文史探微集》王尧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