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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投稿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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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投稿经验总结

清史稿 其实就是清史 主要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编写中断了 没有最后完成 所以才加清史稿

根据隔代修史的原则应该是新中国修史。这样才能保证对历史的评价更公正,据说政府已经在着手修清史了。

《清史稿》是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由于时局关系属于《清史》的未定稿,主编赵尔巽,正是因为是未定稿所以问题较多《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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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是人们了解过去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只有具备了可靠、严谨、真实等条件,才能称为一本好的史书。所以好的史书修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从诸多材料中去伪存真,才鞥给人们呈现最真实的历史。中国从古到今都非常注重史书的修撰,希望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官方一直将修史视为一个重要的工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修撰史书。清朝虽然灭亡超过100多年,但清朝存在了时间长达296年,又经历西方入侵的巨大转变,所以《清史》的修撰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没有几十年肯定完成不了。一,清朝存在时间长清朝建立于公元1616年,覆灭于1912年,存在时间长达296年,可以说是古代大一统皇朝里存在时间最长的。清朝存在时间长,自然《清史》中出现的人物就要多,所以需要花费的时间就越多。明朝存在时间长达276年(1368年-1644年),清朝修《明史》就花了近一百时间,所以《明史》在二十四史里面算是比较严谨、可靠的。元朝存在162年(1206年-1368年),但明朝修《元史》只花了不到一年,所以《元史》中存在很多问题,错漏百出(例如一个人立了两个传),所以《元史》在二十四里面属于比较差的。二,清朝经历从古代到近代的巨大转变清朝后期经历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中国遇到了几千年未有的巨大转变。西方殖民者在入侵清朝的同时,也将先进的武器、科技、思想、生活方式传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要将西方带给中国的巨大改变写入《清史》也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清朝距离现在不远,留下了大量珍贵、详细的档案。要将这些档案准确地写入《清史》,也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三,多种原因的综合虽然清朝灭亡后,民国就已经设立清史馆,负责修撰《清史》。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给修史带来巨大不便,使得《清史》并未修成,只出现了一个描写清朝大概历史的《清史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人提出修撰《清史》的建议,但因为当时百废待兴,条件并不充足,因此并未开展修撰《清史》的工作。此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搁置。2001年戴逸、李文海等历史学家向国家提出修撰《清史》的建议,立即得到国家的重视,于2002年批准该建议,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负责修撰《清史》。为了将清朝的历史详细、准确地呈现给大家,所以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肯定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写出一部严谨、准备的《清史》。目前《清史》已经完成了初稿,正在进行后期的校对与改正,正式完成还需一段时间。

按照中国古代的修史传统,一般在前一朝代之后,后继的朝代要立即组织人员编修前一朝代的历史,比如元朝修了《宋史》,明朝修了《元史》,而清朝修了《明史》。而且从唐朝开始,均是由官方设立专门史馆,拨付专门经费,组织专门人员,负责前代史书的编纂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官修史书,这些史书也被称为是“正史”。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已经亡了100多年的清朝,却仍然没有一部定稿的史书,现在存世的清史仍然被叫做“清史稿”。元朝修《宋史》用了2年半,明朝修《元史》仅用了几个月,清朝修《明史》虽也历经百余年,但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也被誉为是编纂得最仔细、最可靠的史书。与前几朝相比,清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修编过程,为何最终没能定稿呢?一、成书艰难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以后,按照历史惯例,北洋政府开始着手清史的编纂工作。1914年3月,北洋政府宣布成立清史馆,并聘用赵尔巽担任馆长,主持编修工作。但到了1917年,发生了一起“黑天鹅事件”——张勋复辟清史馆再次开张后,由于内忧外患,官方大幅减少了对它的经费支持。而同时,清史馆的修编人员也因为各种原因散去大半,致使工作进度大受影响。二、命运多舛《清史稿》成书之际,正是国民革命北伐胜利之时。接管北京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清史稿》的态度,与北洋政府大相径庭。一些人认为,《清史稿》的编修者多为清朝遗老,这本书是对清朝歌功颂德,并贬低了辛亥革命,进而还提出了包括“鼓励复辟”、“不奉民国正朔”等19项大罪名。于是,刚刚问世的《清史稿》迎来了滔天大劫——被永久禁止发行。三、重现曙光2001年,戴逸、李文海等历史学家再度呼吁编修清史。

按照中国古代的修史传统,一般在前一朝代之后,后继的朝代要立即组织人员编修前一朝代的历史,比如元朝修了《宋史》,明朝修了《元史》,而清朝修了《明史》。而且从唐朝开始,均是由官方设立专门史馆,拨付专门经费,组织专门人员,负责前代史书的编纂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官修史书,这些史书也被称为是“正史”。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已经亡了100多年的清朝,却仍然没有一部定稿的史书,现在存世的清史仍然被叫做“清史稿”。元朝修《宋史》用了2年半,明朝修《元史》仅用了几个月,清朝修《明史》虽也历经百余年,但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也被誉为是编纂得最仔细、最可靠的史书。与前几朝相比,清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修编过程,为何最终没能定稿呢?一、成书艰难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以后,按照历史惯例,北洋政府开始着手清史的编纂工作。1914年3月,北洋政府宣布成立清史馆,并聘用赵尔巽担任馆长,主持编修工作。赵尔巽是清朝统治年间的进士,曾任湖广、四川与东三省总督。起初,身为前朝遗老的赵尔巽,并不愿意出来为北洋军阀工作,但有人劝赵尔巽:修清史对大清乃是功德一件,你身为旗人,责无旁贷。于是,赵尔巽怀着“抱故国之恩”的想法,走马上任。到任后,他又从全国邀请了86位著名专家学者来到清史馆工作。,虽然这些人学术水平很高,但因为他们多是清朝遗老,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很多问题,且多怀有“家国之恨”,所以就造成了这部史书稿在思想倾向上存在许多弊病,这也为之后清史的命运多舛埋下了伏笔。修编近300年的清朝历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经费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在初期,由于北洋军阀的大力支持,清史馆经费充足,加之清朝史料非常丰富,编修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但到了1917年,发生了一起“黑天鹅事件”——张勋复辟,受到战争影响,清史馆被迫关门,修编工作停顿了下来。经过这次变故,清史的命运走向了不可捉摸的深渊。清史馆再次开张后,由于内忧外患,官方大幅减少了对它的经费支持。而同时,清史馆的修编人员也因为各种原因散去大半,致使工作进度大受影响。而且,由于此前管理工作不到位,撰稿人员的工作成果良莠不齐。有的只图混口饭吃,只出工不出力,其作品质量太差,犹如废材,只能弃用;而有的则故意拖拖拉拉,数年都没有成稿,严重影响了整体进度。于是,从1920年开始,清史馆又开始了长达6年的统一整理史稿工作,并对前期未完成的初稿继续进行补撰。但是,受经费、人员等因素的影响,这项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27年,清史编修工作进行到了第14个年头,馆中人员已经由最早的80余人减少到了只剩10余人,馆中经费也已经枯竭,但好在其全稿已经基本完成。负责人赵尔巽当时已是年老体衰,自觉时日无多,其他人也希望及早印刷,以稿费补发原来的欠薪。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是史稿的错误疏漏之处太多,印出来会成为笑话。这年夏天,赵尔巽病倒了,他在病榻前嘱托了史稿刊印之事,并交代“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他专门指出此书只是“作为史稿披露”,所以名曰“清史稿”。数月之后,赵尔巽病故。最早的《清史稿》一共536卷,共800余万字,总共印了1100部。二、命运多舛《清史稿》成书之际,正是国民革命北伐胜利之时。接管北京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清史稿》的态度,与北洋政府大相径庭。一些人认为,《清史稿》的编修者多为清朝遗老,这本书是对清朝歌功颂德,并贬低了辛亥革命,进而还提出了包括“鼓励复辟”、“不奉民国正朔”等19项大罪名。于是,刚刚问世的《清史稿》迎来了滔天大劫——被永久禁止发行。然而,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清朝总要有自己的历史,于是国民政府开始筹备编纂《清史长编》,作为官修清史。虽然有人认为《清史稿》一书大致可用,只须略加改正,清史即可杀青。但是,修撰前朝历史,其实质往往是在表述当下的主流价值观,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没错的。这同时也注定了修编清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增删文字那么简单。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修编《清史长编》的计划也并没有立即执行,它被一拖再拖。直到抗战爆发,重修清史一事更是不了了之。建国后,重新编修清史的动议一直存在。1965年,我国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并筹备在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可是后来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这项工作被长期搁置。一部清史,从1914年开始修编,虽曾有初稿,但竟惨遭封禁,以致往后几十年仍然没有定稿,真可谓是命运多舛。三、重现曙光2001年,戴逸、李文海等历史学家再度呼吁编修清史。第二年12月,我国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正是启动了清史纂修工程。到2016年1月1日,有权威媒体报道称《清史》全书初稿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后期的审改整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清史稿》的定稿,也是我国最后一部朝代史——《清史》,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清史稿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研究投稿经验总结论文

清史稿是后人编写的,所以不能叫清史。《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清实录》才是清史:《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清实录》中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风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钜帙。《清实录》记载了清朝300余年皇帝在位期间的执政活动,堪称珍贵的历史典籍。然而这样重要的皇家典籍,却曾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一改再改,隐藏了很多历史真相。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史稿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实录

“历史学研究”上有没有这样的~~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清史研究期刊投稿经验总结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全球史观,并致力于发挥全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全球史观最先由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的史学》[1]提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方和欧洲跳出,将视线投向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G巴勒克拉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史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史观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既包括各个学科内部的交流,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其次,全球史观强调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更加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全球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跨文明、跨区域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   一、用全球史观指导明清史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史观对明史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的研究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议题之一就是“明代历史对世界进程的影响”[2]。与会学者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是在明史与世界是联系起来的研究过程中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全球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清朝时期,外国有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清朝与各国政府的文书、传教士在华活动记录以及西方殖民者对我国进行侵略时,夺走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清史研究中仍有许多空白的地方,而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关于清史资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全球史观对于我们有效的利用国外关于清政府的资料,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全球史观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全球史观的互动性   全球史观强调学科内部之间应相互交流、借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同样具有指导作用。以明朝的史料利用为例,《明实录》[3]中的曲笔较多,其中《太祖实录》三次编修,曲笔回护的内容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实录》中,朱棣将建文朝一朝的历史一笔勾销,把建文朝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并且为自己发动叛乱、篡位夺权作粉饰。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加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后人,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史料,历史可能真被朱棣篡改了。但是我们在顾炎武的《顾亭林诗文集》[4]中可以看到,“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且在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5]一书中,作者引用上百种史料,力图恢复建文朝的史事。另外,《明实录》缺少建文、景泰以及崇祯三朝史事,谈迁的《国榷》详于万历以后的历史,可以与《明实录》的材料相互补充。关于明史的史书的相互补充、借鉴这一例子说明了全球史观学科内部之间的“互动”对明清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诗词、小说、书画以及戏曲等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过程是从社会生活中吸取资料的,反过来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清朝张应昌编辑的《国朝诗铎》[6]为例,诗歌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以诗证史。张应昌把诗按内容分类,不仅涉及了农业生产技术、赋税政策以及徭役的征发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法律、军事方面的政策及具体的执行情况,另外还有国家行政方面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应昌编写的《国朝诗铎》,内容丰富且庞杂,加上作者是清朝人,由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张应昌也记录了清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找到当时的历史痕迹。《国朝诗铎》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体现了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这一特点。   另外,全球史观要求我们要注意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明清史研究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中西方史学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西方殖民者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掠夺了明清两朝大量的档案文书。荷兰人所藏的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的档案,主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历史;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等处,藏有1844年《望厦条约》的中文本、19世纪初的中国政府的文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有关使华的备忘录、草稿、摘要和公函。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葡萄牙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于明清中国档案文书材料。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外关于明清时代的档案材料时,也应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利用这一批档案材料做出的成果。这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中西史学资源尤其是史料的交流学习情况。   (二)全球史观下世界各个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明清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帮助我们辩证的认识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这一方面。   在张丽、骆昭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季)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当时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沿海商帮如闽帮、粤帮、浙帮等,内陆商帮诸如晋帮、徽帮以及江右帮等,它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越多、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得份额越多,明清时期的商帮越发达;反之,越衰落。16至19世纪初,欧洲、日本以及美洲大陆的资本非常发达,国内原料无法满足这些国家自身的需求,需要从国外市场购买原材料。这一时期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来自海外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海商应运而生并且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以及商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原材料,并且凭着众多优惠条件,他们的原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极大减少了海外市场资金的流入。而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使得中国商帮得优势逐渐丧失并且衰落。   (三)全球史观下的具有世界影响性的运动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全球史观下的明清史研究。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进行了七次的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传播的是文明,是和平,而不是掠夺和侵略。郑和下西洋也对途经国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7]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8]中提出了郑和等人出使海外诸国应持有的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仪,变其蛮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向亚非各国宣敷文教,传播中国的文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且,在郑和努力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海外各国受益颇多。   郑和凭着这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海外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突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郑和的寺庙多;关于郑和的遗迹、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关于郑和的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郑和也有研究。以西方研究郑和的著作为例,英国学者梅辉立(W・F・mayers)撰《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英文版<中国评论>1874~1875年第3~4卷),并且他成为最早研究郑和在世界航海上的地位的海外学者。近年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也出版了有关郑和的研究专著,如李露晔(Louise Leav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法国学者皮埃尔・加玛拉(Pierre Gamarra):《郑和海军大元帅一生的奇迹》,((巴黎)马扎然出版公司,)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两个问题,即怎样正确地比较郑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航海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怎样将郑和研究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古代书籍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记载,有一部分涉及对某些海外民族的评价,如认为他们“野蛮”、“落后”以及有可能会伤害某些民族的传说,加上中国古籍中有关帝王“君临天下”的封建观念,这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郑和下西洋贡献的评价。对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海外关于新课题的开展和新的研究成果,纠正西方对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误解,辨证地对待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三、明清史研究应如何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走向世界   具体到将明清史研究推向世界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明清史的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背景有机结合,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能利用我国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方志碑刻资料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次,应该树立全球史观,仔细考虑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会对全人类问题(如人口史、环境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对于全人类有价值的课题应花费较大的精力,突出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我们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明清史,关注明清史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世界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相信明清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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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投稿经验总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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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但是清朝是一个二百多年的朝代,必须要有一个史书做史料研究,记载一朝一代的历史,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所以这部未定稿的《清史稿》就暂且作为清朝的正史了。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汗,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齐、南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很多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二十六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史稿是后人编写的,所以不能叫清史。《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清实录》才是清史:《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清实录》中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风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钜帙。《清实录》记载了清朝300余年皇帝在位期间的执政活动,堪称珍贵的历史典籍。然而这样重要的皇家典籍,却曾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一改再改,隐藏了很多历史真相。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史稿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实录

清史稿 其实就是清史 主要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编写中断了 没有最后完成 所以才加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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