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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畔是蒙古族的历史摇篮。“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逐渐统一各部落后才演变成了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开始向西部蒙古草原迁移。12世纪时，这部分人繁衍子孙氏族分出了乞颜、扎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当时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刺、蔑儿乞、斡亦刺、克烈、汪古诸部。13世纪初，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征服统一了蒙古地区的诸部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206年铁木真称汗，号成吉思，建立了蒙古贵族政权——蒙古国。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部落而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政权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1211—1260年先后灭西夏和金，版图扩展到中亚、南俄。忽必烈继汗位后，迁都至燕京(今北京市)，并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1368年元朝灭亡。后来明朝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都是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刺部和东部蒙古的鞑靼部先后向明朝称臣纳贡，建立了臣属关系。明未，女真建立后金政权。636年后金改为清，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也先后被清朝征服。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人关统一全国，直到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落。至此蒙古族完全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清朝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重新调整蒙古原来的大小封建领主的基础上，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度，在蒙古族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颁布了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诏令，强化和发展了蒙古的封建制度。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争，使蒙古族社会获得了近200年的稳定，畜牧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元代以来，蒙古族在祖国许多科学文化领域做出了贡献。如13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族重要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和清代的著名文学作品《一层楼》等。在医学、历算、数学等方面蒙古族也有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蒙古族人民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时驻防在东南沿海蒙古八旗官兵与各族军民奋起抗敌。1841年10月蒙古族爱国将领裕谦指挥三镇将士在浙江定海奋战六昼夜，以身殉国。次年4月英军进犯乍浦，守军7000人英勇反击，其中有蒙古八旗官兵800余人参战，蒙古官兵牺牲200余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军入侵渤海湾时，内蒙古东三盟和察哈尔旗蒙古士兵5000人，奉调天津海口防守。蒙古各地捐献大量马匹、银两支援前线。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僧格林沁亲王奉命从内蒙古各盟征调蒙古骑兵参战。在大沽口的三次保卫战和八里桥之战中英勇抗击侵略者，其中有4000余名蒙古骑兵参战的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打沉敌舰5艘，击伤6艘，打死打伤英法侵略军592人，获得胜利。 在第三次大沽口保卫战中，蒙古族爱国将领乐善率千余官兵坚守炮台，拼死抵抗，全部为国捐躯。在保卫北京的八里桥之战中；从卓素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察哈尔调集4000蒙古骑兵穿插奋战，毙伤敌军1000余人。蒙古骑兵也有很大牺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蒙古骑兵以弓箭、马刀抗击了敌方的洋枪洋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出了爱国爱民的悲壮诗篇。1900年前后与义和团运动相呼应的遍布东西部各盟旗的反教斗争，从1858年伊克昭盟的“独贵龙”运动起到辛亥革命前夕规模较大的反封建赋役、反垦、夺地的斗争共有10多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蒙古族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以谋求蒙古族的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蒙古族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以乌兰夫等同志为代表的蒙古族先进分子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内蒙古的革命，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蒙古族骑兵英勇作战，歼灭敌军2万余人，缴获战马2万多匹和枪支l万多件，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7年5月1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蒙古民族的新的历史转折。内蒙古是实行区域自治的省一级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位于东经97°12'至126°04'，北纬37°34'至53°23'，面积3万平方千米。地处中国北部边疆，地形分为内蒙古高原(阴山山脉以北)。鄂尔多斯高原(伊克昭盟)、阴山山地、河套平原、大兴安领山地和辽嫩平原。本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10°C,l月平均气温为-30—10°C,7月为15—25°C，日温差大，年平均降水量100—500毫米。主要有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朝鲜等民族。经济以农业、畜牧业为主，钢铁、煤炭、林业亦较发达，稀土、天然碱、盐类储量为全国首位。旅游资源：草原风光和民族风情为内蒙古两大旅游资源。其北部草原居全国牧场之首，从大兴安岭西麓一直延续到阿拉善盟居延海。夏秋季节千里绿海，牛羊如云，极为辽阔旷远，在这里可以领略到北方民歌中所描述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蒙古、鄂伦春等民族的服饰、起居、饮食、歌舞、礼仪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其盛情更使人难以忘怀。在那达慕大会上可以看到各兄弟民族风情淋漓尽致的表演。被称为“绿色宝库”的大兴安岭的雪原林海自有其磅礴、深奥气概。它是中国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原始森林，也是野生动植物的王国。仅鸟类即达300余种，兽类100余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的珍稀品种多达40多种。5万年前的“河套人”揭开了内蒙古文明的序幕,昭君墓、五当召、五塔寺、成吉思汗陵等，是漫长的历史篇章中的惹人注目的见证。地方文艺：蒙古族同胞能歌善舞，歌声高亢嘹亮，舞蹈奔放热情。颂歌、顶碗舞等非常受欢迎。马头琴弹唱流传极广，多以民族的历史为题材，深沉悲壮。饮食文化：烤全羊、扒羊肉、涮羊肉、奶茶是款待贵宾的风味餐，而且必然备酒。主人以银碗盛酒，双手捧上，高唱劝酒歌，直到客人一饮而尽更鞠躬致谢。往往须连干三碗。在客人离去时，主人拦在车前、马前重又敬酒，祝君一路平安，欢迎再次光临。
蒙古族小吃很多大家都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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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传统饮食分为红食、白食两种，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乌兰伊德”，意为“红食”，这种对食物的称呼富有色彩感和生动性。
选内蒙古呼和浩特民俗旅游论文题目是为了更加了解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向外让人们更加了解呼和浩特的民俗文化。内蒙古呼和浩特民俗旅游的可研究的东西很多，内容丰富，民俗具有特色，来此地进行旅游也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和兴趣，让人们忍不住的想要了解这座城市的更多。呼和浩特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由蒙古民族打造的城市，正是这样独特的血脉，所以使得呼和浩特市集蒙元文化的特征以及现代都市的特征于一体，它所拥有的旅游资源类型也独树一帜。
你是不是饿大的啊 嘻嘻
1、民俗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民俗即民间风俗习惯，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居住、节日、民间歌舞、游戏竞技等各方面的民俗风情。旅游学的理论一般把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型，其中，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共同构成人文旅游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婚丧嫁娶、待客礼仪、节庆游乐、民族工艺、建筑形式等等，都各有特色，形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景观。这些民俗文化现象，以其丰富的内容、浓厚的地方色彩、鲜明的民族特点，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构成我国民俗旅游开发的丰厚资源，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目前，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俗旅游均已蓬勃发展：北美的“活人博物馆”通过仿照当年格式建造的房屋、棚圈、碉堡、果园组成的“移民村”，再现了几百年前欧洲抵美移民的生活、劳动和风俗习惯；科特迪瓦利用其独特精巧的人造面具表现其传统文化，还举办了全国舞蹈节；突尼斯根据西方游客喜欢猎奇的心理，利用本国土著居民的村落古迹、山洞住宅、民族服饰和车马游玩等民俗文化来发展旅游业，已成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的旅游大国。在国内，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汇集了全国几十个民族的灿烂文化，昆明云南民族村也展示了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风俗，在广东，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和连南瑶族风情的旅游开发也是目前的关注热点。因此，对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2、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多种需求 1 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审美需求 我国各种民间建筑、民间服饰、民间工艺品，都自然流露着纯真质朴之美，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民俗旅游的开展，为旅游者提供了体验民俗审美文化的良好机会，常使旅游者获得终身难忘的审美感受。 2 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娱乐需求 我国各地许多的民俗活动，如蒙族的那达慕大会、壮族三月三歌会、苗族的花山节、芦笙舞等等，都带有浓厚的娱乐性质。在旅游活动中，开展这些各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可以很好地满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求娱、求乐的心理需求。 3 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 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代代相传，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维系着成员的民族情感。通过参与、体验民俗旅游活动，对于国内游客来说，可以深入了解伟大祖国不同的民族、地区所呈现出来的特色各异的民俗风情，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风貌，在游览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海外华人来说，通过体会祖先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产生更大的兴趣，从而形成更紧密的情感联系。 因此，民俗文化融入旅游文化是当今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旅游者旅游愿望的需要。在我国的旅游资源开发中，自然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得较早，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则尚处于起步阶段。尽力发掘、保护和开发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3、国内外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 通过对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精选和加工，激发人们前来观赏民俗、了解文化的旅游开发行为可以概括为六种基本模式： 1 集锦荟萃式 指将散布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典型民俗集中于一个主题公园内表现出来，如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和美国佛罗里达州锦绣中华、北京中华民族园集中表现了中国的民族民俗文化，台湾九族文化村集中表现了高山族、格鲁族等分布于台湾附近的九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云南民族文化村集中表现了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这一模式的优点是可以让游客用很短的时间、走很少的路程就领略到原本需花很长时间、很长路程才能了解到的民俗文化，其缺点是在复制加工过程中会损失很多原有的民俗文化信息内涵，如果建设态度不够严谨，可能会歪曲民俗文化。 2 复古再现式 它是对现已消失的民俗文化通过信息搜集、整理、建设、再现，让游客了解过去的民俗文化。如美国的“活人博物馆”中，员工作为几百年的抵美“移民”而出现，身着十六、十七世纪美国劳动人民的服饰，向游客表演了用方形的扁担挑水、用原始农具耕作、用独轮车运输等古老的传统习俗以及各种民间舞蹈，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杭州和香港的宋城、无锡的唐城、吴文化公园也属此类。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令时光“倒流”，满足游客原本不能实现的愿望，但也存在着与集锦举苹式共同的缺点。 3 原地浓缩式 一些少数民族村落或民俗文化丰富独特的地区由于时代的发展已在建筑、服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不再典型，或者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要活动（如节庆、婚嫁）原本在特定的时期才会呈现，令游客不能完全领会当地民俗文化的风韵，故当地政府或投资商在当地觅取合适地段建以当地民俗文化为主题的主题园，集中呈现其民俗精华，如海南中部的苗寨和黎塞风情园均属此类，其优点是便利了游客充分了解当地或该民族的民俗文化精髓，其缺点是在真迹旁边造“真迹”，令游客自然形成对比，对有些游客不能构成吸引力。 以上三种形式可以归并为一个大类，即博物馆类，以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为特征，其员工都是专门的旅游业从业人员。 4 原生自然式 它是在一个民俗文化相对丰富的地域中选择一个最为典型、交通也比较便利的村落对旅游者展开宣传，以村民的自然生活生产和村落的自然型态为旅游内容，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外几乎没有加工改造，如广东连南三排瑶寨、夏威夷毛利人村落等，其优点是投资很少，让游客有真实感，能自然地与当地居民交流，甚至亲身参与劳作，有很大的活动自由度，缺点是难以将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公平地分配给村民，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受到干扰后可能产生抵触或不合作，难以保证村民们在接待游客时保持热情、友好、不唯利是图。 5 主题附会式 指将民俗文化主题与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业设施结合起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如苏州名园“网师”传统上仅白天对外开放，让游人欣赏江南园林的造园艺术和文化内涵，夜间不对外开放，但近期网“师园”推出了“古典夜园”活动，利用园内各厅堂分别表现一两段苏州评弹、昆曲等各种类型的地方民俗文化艺术，游客同时可以领略苏州园林在夜景下的意境，很受好评。 6 短期表现式 以上五种模式均为长期存在、旅游者可随时前往欣赏的旅游开发形式。但也有一些特定的民俗文化只存在于很短时间．激发短暂的旅游人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出于民族民俗传统的节庆活动，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回族的“古尔邦节”、白族和彝族的“火把节”等，其本意并非为了发展生旅游业，故不会长年存在，但在节庆期间会吸引大量的旅游者；二是流动性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动，如贵州组织民间表演队到国外演出松桃苗族花鼓、滩堂戏、下火海等，展现了民间文化港捷的艺术风采，每到一处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民众远途而来欣赏（这本身即是旅游行为），进而吸引游客前往贵州旅游。 4、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两大原则 1 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保存原则 旅游开发一方面本身存在着扭曲地反映文化与真实地反映文化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它必将干扰民俗文化原有秩序和发展过程，使落后地区受到旅游者外来文化的冲击。当地居民思想行为的混乱和盲目仿效追随将淡化原有文化的特征，进而在长远角度上破坏了旅游资源特征。 这种现象目前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业已出现，一些民俗旅游村落除了歌舞表演外，日常生活已面目全非，与外界趋同，旅游者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旅游点的市场吸引力日趋下降。我们固然要看到，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俗文化，联合国把横断山区的一个小村落划定为世界民族人文保护区的做法毕竟不可能推广到各地，也很难保证取得较好的实际效果。我们在旅游开发工作中所应当做的，一方面是尽量真实地反映民俗文化，对于不同时期的民俗尽量予以时间说明；另一方面是向当地居民宣传教育，除了极少数野蛮的、愚昧无知的民治行为外，民俗文化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都是世界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同时更应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却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也就基本失去了旅游生命力，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2 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原则 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旅游开发是不可取的投资行为，对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而言，其经济效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带动地区经济，二是项目自身的经济效益。前者一般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后者则是决策关键。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相近（均在l991年底），1992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6亿元和630万元,199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2亿元和691万元，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区位是关键，前者处于口岸城市，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众多，且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因此，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应慎选区位，尽量依托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规模都比较大的城市，且具体位置与依托城市之间不宜超过1小时车程，与主要客源区尽量在一日游可及的范围之内且交通便利。如距离偏远，应尽量与其他较具吸引力的景点组合成二日游旅游线路。在投资规模上宜尽量予以控制。 5、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内容选择 民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民间的物质上、精神上和制度上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岁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其内容相当庞杂丰富，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必须对内容进行精选。精选的原则是什么？是旅游吸引力。吸引力又主要决定于当地与游客产生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当地民俗文化越有特色，差异越大，越有吸引力，所以，在内容精选时应精选其具有特色的部分。 6、结论 民俗文化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此民俗旅游也就显得丰富多彩。民俗旅游的开发虽然有一定的模式，但因其自身的特征，它的内容选择和开发都应讲究一定的原则，那就是坚持民俗的独特性，只有保持各民俗旅游的独特性，所开发的民俗资源才是可游的，其旅游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报告！请问领导，15分1000字的劳动力，是不是过于廉价了些？
内蒙啊农闲时就开始了，喝酒，吃肉，打牌。春节也是这么过的，偶尔还赛马，摔交比较少了
您好！春节习俗调查报告 少数民族是怎样过春节的中国传统的春节不仅是汉族的传统节日，也是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少数民族和汉族同胞一样,举行各种民间活动，丰富多彩，喜气洋洋。 蒙古族过春节叫“白月”，蒙古语称“查干萨拉”。因为蒙古族风俗尚白，以白色为纯洁、吉祥、神圣的象征，所以把岁首正月称为“白月”，白月元旦也被称为“白节”。蒙古族也以农历正月初一作为“春节”，过春节分“送旧”和“迎新”。送旧是腊月二十三清洁卫生、打扫家室，到傍晚开始“祭火”。由长辈点九个小灯，将祭品投入旺火中烧，口诵赞词，祝福家人幸福。蒙古人认为“火”代表着一个家族的传宗接代、兴旺发达。腊月二十三以后，就准备过春节“迎新”。家家户户准备各色蒙古族风味食品。年三十儿这一天最热闹，全家喜换新装，欢聚一堂，上午上供祭佛，蒙古人家中都设有佛柜；晚上，开始祭祖先，在院外平旷之地，铺好新毡，摆上酒、菜、肉，长辈口中高声念诵高祖、曾祖的名字，把酒一盅盅不断地洒在地上、洒向天空。祭祖之后，全家上席，晚辈向长辈敬酒，为其送旧迎新。接下来便是通宵达旦举家欢度。新春一到，便摆桌上席向老人、长辈跪拜敬酒。初一这天，不论男女，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候“新年好”、“过年好”，并带着哈达和酒到亲戚家拜年。(回族、满族等略，麻烦自己补充)过年长辈给孩子压岁钱 每到除夕之夜，小孩子将会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 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叫"祟"，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吓得哭起来，然后就发烧，讲呓语而从此得病，几天后热退病去，但聪明机灵的孩子却变成了痴呆疯癫的傻子了。人们怕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称为"守祟"。 在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逼着孩子玩。孩子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到睡下，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到枕头边。夫妻俩不敢合眼，挨着孩子长夜守祟。半夜里，一阵巨风吹开了房门，吹灭了灯火，黑矮的小人用它的白手摸孩子的头时，孩子的枕边进裂出一道亮光，祟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跑了。管氏夫妇把用红纸包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也都学着在年夜饭后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交给孩子放在枕边，果然以后祟就再也不敢来害小孩子了。原来，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仙变的，在暗中帮助孩子把祟吓退，因而，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又因"祟"与"岁"谐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钱"了。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压岁钱。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厌胜钱，或叫大压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这种钱币形式的佩带物品最早是在汉代出现的，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字和各种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背面铸有各种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 唐代，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当时春节是"立春日"，是宫内相互朝拜的日子，民间并没有这一习俗。《资治通鉴》第二十六卷记载了杨贵妃生子，"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之事。这里说的洗儿钱除了贺喜外，更重要的意义是长辈给新生儿的避邪去魔的护身符。 宋元以后，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称为春节。不少原来属于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春节。春日散钱的风俗就演变成为给小孩压岁钱的习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是这样记载压岁钱的："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到了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其寓义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货币改为钞票后，家长们喜欢选用号码相联的新钞票赐给孩子们，因为"联"与"连"谐音，预示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 过年时要吃饺子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一种应时不可缺少的佳期肴。 据三国魏人张揖著的《广雅》记载那时已有形如月牙称为“馄饨”的食品，和现在的饺子形状基本类似。到南北朝时，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据推测，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叫“馄饨”。这种吃法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仍然流行，如河南、陕西等地的人吃饺子，要在汤里放些香菜、葱花、虾皮、韭菜等小料。 大约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的饺子一模一样，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 宋代称饺子为“角儿”，它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这种写法，在其后的元、明、清及民国间仍可见到。 元朝称饺子为“扁食”。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元明朝“匾食”的“匾”，如今已通作“扁”。“扁食”一名，可能出自蒙古语。 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在不断扩大。 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有相当盛行。饺子一般要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辟地，结束了混状态，二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囤”。另外，民间还流传吃饺子的民俗语与女娲造人有关。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掉，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算把耳朵做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吃。 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目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祈望。 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有些地区的人家在吃饺子的同时，还要配些副食以示吉利。如吃豆腐，象征全家幸福；吃柿饼，象征事事如意；吃三鲜菜。象征三阳开泰。台湾人吃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团圆发财。饺子因所包的馅和制作方法不同而种类繁多。即使同是一种水饺，亦有不同的吃法：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达斡尔人要把饺子放在粉丝肉汤中煮。然后连汤带饺子一起吃；河南的一些地区将饺子和面条放在一起煮，名日"金线穿元宝"。 饺子这一节目佳肴在给人们带来年节欢乐的同时，已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信仰喇嘛教，牧民爱穿滚边长袍，头上戴帽或缠布，腰带上挂着鼻烟壶，脚穿皮靴，多住蒙古包。 蒙古族传统礼节，主要有献哈达、递鼻烟壶、装烟和请安等，当然现在还有鞠躬礼和握手礼。献哈达的礼节和藏族一样。蒙古族牧民十分热情好客、讲究礼仪。请客人进入蒙古包时，总是立在门外西侧，右手放在胸部微微躬身，左手指门，请客人先走。客人跪坐后，主人按浅茶满酒的礼俗热情敬献上奶茶和美酒，并把哈达托着献给客人。 当接过主人的奶酒，最得体的是按照蒙古人敬酒的方式，左手捧杯，用右手的无名指蘸一滴酒弹向头上方，表示先祭天，第二滴弹向地，表示祭地，第三滴酒弹向前方，表示祭祖先，随后把酒一饮而尽。如果客人不会喝酒，只要把酒杯恭敬的放在桌上就可以了。 招待来客的佳宴有手抓羊肉和全羊席。如果你是贵客，主人会设全羊席来款待你，表示主人对你的尊敬。蒙古人忌讳吃狗肉，不吃鱼虾等海味以及鸡鸭的内脏和肥肉。送客的时候，主人送客人到蒙包外面或本地边界。 路过蒙古包的时候，要轻骑慢行，以免惊动畜群。进蒙古包前，要把马鞭子放在门外，否则，会被视为对主人的不敬。进门要从左边进，入包后在主人陪同下坐在右边；离包的时候要走原来的路线。 出蒙古包后，不要立即上马上车，要走一段路，等主人回去后，再上马上车。 如果蒙古包前左侧缚着一条绳子，绳子的一头埋在地下，说明蒙古包里有病人，主人不能待客。赞同59| 评论
内蒙古草原文化风情主要都包括这些。第一就是内蒙古位于祖国北部的边疆，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的草原和天然牧场，而内蒙古的草原也是世界上天然面积最大的草原。因此内蒙古的文化最主要的草原文化，以草原文化繁衍出许多人文以及自然的风情。第二种就是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第三个就是安代舞有着“蒙古族舞蹈活化石”的美誉，是主要流行于内蒙古通辽市四周地区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据相关历史的考证，安代舞最早起源于库伦旗地区，大约于明末清初时期形成。清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当时草原涌入大量各地闯关东的移民，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逐渐融合便形成了库伦蒙古族文化，进而孕育出有着广泛群众性的安代舞。第四个就是马头琴在蒙古族的音乐文化中起着代表作用，不论它的造型和制作材料，还是其音色音质或者音乐表现风格及演奏方法，都体现出蒙古人的性格特点，影射出蒙古族世代的游牧生活。蒙古族马头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蒙古族形成的时候，马头琴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头琴与蒙古族一起从草原和历史中发展走来，并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址，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风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奴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