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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道之一,是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纽带,也是汉族和藏族以及其他民族相依相存、长期友好互助的历史见证。茶马古道是一个以川藏、滇藏、青藏三条干道组成的庞大交通网, 其中,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最古老、地位最重要的道路,有两千年的历史。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因而古道的兴起的原因值得探索。关键词：茶马古道 马帮 变迁在喜马拉雅山和滇藏川横断山深处，至今还行走着马帮，规模和出没频率在世界上其它马帮活动地带已经难以见到了。“茶马古道”概念系借用历史上唐宋以来实际存在的茶马互市的史实而命名，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因而被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跨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以人赶马（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其至今犹存的活生生的形态，使茶马古道以其艰难险峻、强大的渗透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而不同于北方丝绸之路，并成为世界上文明古道和文化传播的一份独特的遗产。【1】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四区,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川藏道是开通时间最早,运输量最大, 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历史作用也最大的大道。。。。。。
历史,地理都要包括?那写中国不同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问题吧那涉及到南方和北方地域差异以及不同少数民族,算是和地理也有一些关系至于参考资料,可以看以前的历史教科书当然也可以看话说中国,四库全书里面也有提到相应的部分,当然还有专门研讨各个朝代的书籍比如魏文帝的时期,孝文帝时期,都有很多介绍呢~
从事实着手 切忌夸夸其谈
一、中国的疆域 （1）位置半球位置：东半球和北半球海陆位置：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2）疆域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五带位置：大部分在温带、小部分在热带、没有寒带。北回归线穿过台、粤、桂、云四省区优 越 性：纬度位置和南北气候差异，为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提供条件（3）濒临的海洋领海：海岸基线至12海里的海域，领土的一部分——约300万Km�0�5内海：渤海和琼州海峡海陆位置的优越性：东部深受季风影响，有利农业生产，沿海便于发展海洋事业同海外各国交往，西部陆上交通可同中亚、西亚和欧洲直接往来（4）陆界和邻国陆界：长2万千米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山脉多呈东西和东北一西南走向，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大兴安岭、长白山、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和横断山等山脉。西部有世界上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珠穆朗玛峰海拔43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在此以北以东的内蒙古、新疆地区、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巫山一武陵山一雪峰山一线以东至海岸线多为平原和丘陵，是第三级阶梯。海岸线以东以南的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海底资源。（图片取自国家测绘局网站） 几百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地球历史上此一重大地壳运动形成了中国的地貌。从空中俯瞰中国大地，地势就像阶梯一样，自西向东，逐渐下降。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撞击，青藏高原不断隆起，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构成了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高原上的喜玛拉雅山主峰珠穆朗玛峰高达43米，是世界第一高峰。第二阶梯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组成，平均海拔1000—2000米。跨过第二阶梯东缘的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和雪峰山，向东直达太平洋沿岸是第三阶梯，此阶梯地势下降到500米至1000米以下，自北向南分布着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平原的边缘镶嵌着低山和丘陵。再向东为中国大陆架浅海区，也就是第四级阶梯，水深大都不足200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19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中国人作为战胜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忽略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民愤怒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四运动胜利了，清政府妥协了，合约上也终于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了。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学生为先锋的，工人为主力的五四运动便顺理成章的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永载史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GCD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到此结束。【同学你好，如果问题已解决，记得右上角采纳哦~~~您的采纳是对我的肯定~谢谢哦】
简单粗暴的版图介绍中国历史的发展
首先,选择你最感兴趣或有研究的方面下手便于发挥你自己最大的能动性然后,根据你的要求去搜索资料优先考虑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的一些观点和论文,并对他们的观点作一番推敲接着搜集大量资料,如<<史记>>,<<水经注>>等比如<<水经注>>,对上面的河流一定要对着地图,重新弄清楚,以免产生错误最后,根据你所掌握的资料,阐述你的观点在你了解了四川的地貌之后,你可以阐述一下盆地对割据政权的影响,甚至山川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比如:"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西部的高山和北部的寒冷地区,才形成了与欧洲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正是有了长江黄河的纽带,中国才有了"天下分久必合"的话而罗马帝国则早已分崩离析了
文献资料：看看上面的资料也许你会找到合适的论文论点。
你可以在网上仔细的搜寻一下，以地球的历史写这样的一篇论文。
地球生命的起源，是科学家长期以来努力寻求答案的问题，但归结各个关于生命起源的推论，大致可分成两大类：第一是生命源于地球本身的演化，在地球成形之后，化学作用创造出生命来；第二是生命源于宇宙其他地方，经由一些天体（例如彗星、陨石）传播到地球，再在地球上繁衍。两种见解各自有其拥护者。趋向接受第一类推论的科学家，也就是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如美国的尤雷（HCHrey）和米勒（SLMiller）。他们曾多番尝试，在实验室内重演远古的地球上生命诞生的历程，模仿原始地球的大气层和海洋，再以紫外光照射，以通电代替雷击，几个月后再分析结果。尤雷和米勒都发现实验结果中有氨基酸的成分，而氨基酸正是地球生物体内不可或缺的蛋白质的基础。 尤雷—米勒实验美中不足的地方，当然就是时间不足，意思是：他们的实验只进行了几个月，但假如他们的推论正确的话，则地球有数10亿年的时间，好整以暇地进行由简而繁的生物化学化合过程。不过，面对尤雷—米勒实验的结果，仍然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生命的胚胎是来自外太空，由彗星携带着，当彗星撞落地球表面时，便给地球表面死寂的原始环境，增添了原生物质，再逐步发展成复杂的生命体。近期大力提倡这个“彗星播种论”假说的，首推英国的霍耳（FHoyle），支持他的学者，还有一位印度裔的天文学家威拉马星格（CWickrama singhe）。霍耳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稳态”（Steady State）的宇宙论，不获支持；威拉马星格更曾在1981年底，当进化论面对创生论（Creationism）挑战时，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支持创生论。提出这些资料并非要将霍耳和他的支持者描绘成专门唱反调的学者，反而强调了霍耳和他的理论遇到的困难。 霍耳认为，正如原始地球的海洋，充满着有机物质，为进行有机化合反应提供条件，彗星一样可以成为生物化学反应的地方。霍耳采纳了“脏雪球”(Dirty Snowball)的彗星模型，推论彗星在太阳系形成的初期，吸附了很多含碳的有机化合物。然后，彗星与彗星的互相碰撞，和彗星内部的放射性同位素，提供足够的热侧，溶解原本为冰状的彗星核心，让有机化合特能够在较和暖的液态环境中，进行随机的化合反应。就是这样，彗星内部便出现了生物的胚胎，同时受着彗星外面仍然凝结的表面保护，免被太空中的真空和严寒破坏。霍耳推论，就在40亿年前，就有这样一颗带着生命素材的彗星，冲入原始地球的大气层，向着地球还未完美的表面直撞下去，地球上生命的故事，就由此展开了。 霍耳的推论惊人之处，还不止此。彗星既侧为地球带来生命，也能威胁地球现存的生命。彗星能孕育出生命，在40亿年前将之赐予地球，当然也能继续孕育生命。这些简陋的生命体，可能由彗星带到地球上来，或因彗星一边运行、一边留在轨道上的微尘，陨落地球表面而来到我们的世界。这些对我们地球生物算是陌生的生命体，形式像一些过滤性病毒，霍耳也就大胆假设，这些“彗星病毒”，无论在时间上或结构上，都和我们这些高等的地球动物脱了节，反过来说，地球生物对于这些“彗星病毒”也没有了抵抗力。霍耳说，一些流行疾病，好像感冒、伤风、天花和植物、牲畜感染的病症，正是由这些“彗星病毒”造成。 多么耸人听闻的理论。霍耳更认为，著名的哈雷彗星，将两种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带来地球，分别引起1957年世界性的流行性感冒、1968年的另一次感冒泛滥。当然，这些“彗星病毒”并不一定要出现在地球上空中才降临，而可以随着微陨尘降临大地，而在降落到大气层较低部分时，也会被气流或水分带动，分布到世界上不同区域。根据霍耳的推理，天花虽然从地球上消失，但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几百年后天花又会在地球表面肆虐。 霍耳的“彗星病毒”理论，可谓从一个新的角度，考虑彗星与生命起源和演化的关系，同时语出惊人的霍耳也自己提出的理论要站稳阵脚，尚要解答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彗星上的病毒（假如真的存在），又如何能吻合地球生物细胞里那进步而复杂的基因，而引致发病呢？依附在微陨尘的病毒（假如真的存在），又能否捱得住飞越大气层时磨擦产生的高温呢？正如美国的米勒和另一位研究生命起源的学者奥吉尔（LEOrgel），在“地球生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Life Earth”）一书中指出，“当彗星浓缩成一固体行星时，它可能常常同地球碰撞，也可能使地球增加相当数量的碳化合物……但不是所有原来存在于彗星中的有机物都能幸存下来，因为有些物质在冲击中被高热分解了。尽管彗星头的化合物正是（在原始地球上）形成生命的那些物质，但是把生命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归因于彗星的合成，看来正当理由很少。”不过就是异想天开，也替生命的起源，提供了另一种想法。 总而言之，传统的生命自然地发生于地球上，和霍耳的“彗星播种说”并不互相排斥；在地球过去的45亿年历史中，或许有一颗、甚至多颗彗星，猛然撞击地球，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生命的历程。 无论是来自遥远的太空还是源于地球本身，第一颗生命的种子开始发芽、繁殖、演化。从第一个生物体的诞生直到人类的生生死死，这段千回百转、扑朔迷离的生命发展历程长达30亿年的时间。 地球生命源于陆地还是海洋，抑或由小行星从宇宙某个遥远的地方携带而来？至今，有关地球生命的起源问题仍然是令科学家费尽心思的不解之谜。他们常常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我们居住的行星大约形成于46亿年前，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这颗毫无生气的天体开始接纳与岩石和水迥然不同的某些东西。氮和碳分子进化为DNA，一种微生物在宇宙星际间四处旅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微小的分子出现数百万年之后，原始的单细胞体诞生了，后来慢慢又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水生生物，它们最终登陆陆地，从此各种生物在地球上大规模地繁衍并蔓延开来。 今天，地球上大约存在200万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但所有种类的生物都发端于同一种物质——一种到某种程度时能启动生命历程的物质。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本文将阐述有关地球生命的最新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 在太空中游弋的一些天体的碎片犹如宇宙中的一伙“强盗”，迟早要冲撞某个天体。但是与地球发生碰撞的一些彗星和小行星，也许因此而成为地球生命的创造者。很有可能是一颗彗星（由岩石和冰构成的天体）把大量的水带到地球，假若没有水，地球可能永远是一颗干燥的行星。 意大利从事外空生物学研究的27个科研小组的协调员克里斯蒂亚诺·科斯莫维奇认为：“无论是生命的诞生还是进化，彗星和小行星肯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在小行星中发现了有机分子，也就是构成生物的分子。这些最新发现使人不得不再次重新考虑阿恒尼斯于1907年提出的胚种假说，这种假说认为，正是彗星和小行星这样的天体在地球上播撒下生命的种子，这些天体有点像公共汽车，把有机物质，有时甚至是很复杂的物质，从太阳系的一颗行星运送到另一颗行星上，而且有人认为它们同时还带来了细菌。” 但是，这位外空生物学家补充说，巨大无比的陨星也造成了真正的自然灾难，真是祸从天降。“一方面，这些现象导致许多生物物种比如恐龙的灭绝，但恰恰也因此同时促进了生命形态的发展，例如恐龙的灭绝使哺乳动物繁衍得更快，然后是人类的兴盛。”RNA和DNA：生命的链条 有的生物，除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之外，还能繁衍几乎和自己一样的后代。这种既保存自身又能复制自身的能力，构成生命和物质的本质区别。然而，生命只不过是由像碳和氮这样普普通通的原子构成的，如此平常的元素怎能肩负起创造千姿百态的生物的重任呢？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生物学家、研究细胞起源的学者马蒂诺·里佐蒂说：“事实上，最大的疑问是要搞清有机分子如何变成由蛋白质、脂肪或类脂化合物、糖和核酸（RNA和DNA）构成的完整细胞，细胞的各组成部分完美结合，相互之间又能够发生适当的作用，目前有三种理论可以解释这一进程。理论之一是建立在类脂化合物具有结合能力上。事实上，这些分子在有水的环境中能自发形成不断成长的小球体，当这些小球体的大小达到一定规模后，可能发生分化，从而产生两个更小的球体。如果其他分子同类脂化合物相结合，那么这个进程就可以解释一些与细胞类似的结构的成因。第二种理论则以核酸（特别是RNA）对一些化学反应具有促进作用为依托，时至今日，一些化学反应仍然是生命进程的关键。第三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蛋白质，其基本成分氨基酸在温热的原始海洋中很容易形成，然后聚合起来，形成一些被称为显微球的复合物，它们呈现出细胞的典型特点。” 但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物理学家、著有多部有关生命和宇宙起源畅销书的作者保罗·戴维斯则认为，上述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他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细胞的所有组成部分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它们如何结合成一体。我们距离揭开生命之谜还差得很远。” 载着生命种子的天体碎片：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假设是，是袭击地球的一颗 小行星把原始的生命形态带到了地球。 两个“巨大的”分子：RNA是一种分子，它由一个核糖和一个磷酸分子交替形成的单元构成，这些单元通过基质相互连接形成一个长链。DNA有两条螺旋链，每条螺旋链类似于RNA。RNA的糖组成元素是核糖，DNA的糖组成元素则是脱氧核糖。 漆黑一片的深海中的秘密 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海洋学者乘坐潜水器考察了大洋中脊和裂谷，他们在太平洋的海底山脉附近和加拉帕戈斯海岭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区域，从那里的洋底涌出的沸水，温度高达380℃。海洋的冷水由地壳裂隙渗入洋脊内部，变成热海水，它与玄武岩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将岩中的金属离子比如锰、锌、铜和铁淋滤出来。这种海下温泉还散逸出大量的气体，其中包括甲烷、硫化氢、氢气。温泉口周围细菌大量繁殖，它们通过使硫化氢氧化来获取生命所必需的能量，进行化学合成，形成初级生命物。细菌同其他像“管状蠕虫”、带贝壳的软体动物、螃蟹和虾这样一些更为复杂的生物在此共生着。 经过实验室验证，这是一个广泛的生态系统，它所处的环境漆黑一片，与以光合作用为基础的陆地环境截然不同。最近有人假设，正是由于这些深海环境导致了地球上生命的诞生。 海洋底生命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氨基酸在蛋白质中聚集，而蛋白质又造就了RNA，接着DNA和原始细胞形成。 这种假说的可能性已通过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模拟同样环境的实验得到了证实。当把含有氨基酸（甘氨酸、丙氨酸、天冬酰胺）水溶液的试管在134个大气压、250℃条件下加热6小时后，人们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些具有膜质结构的微小球体，直径在5‰～5‰毫米。科学家由此推断：最初的细胞可能就是产生于这些球体。 30亿年的成长历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不断地进化，其形态也越来越复杂。在生命发展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剧变就是核膜，或者称包裹细胞核的膜的出现。细胞是生物体整个“生物系统”的砖石。在核膜内包含有DNA，即含有维持生命和自我繁殖所必需的所有信息的物质。这种保护形态能够使DNA免受外界环境侵扰，使细胞得以生存，并且经受得住环境变化的考验。生命发展史上的第三大剧变就是多细胞生物的出现。 温度达350℃的海底温泉：海洋的冷水渗入地壳的缝隙，当同炽热的岩浆接触时，海水温度升高，当海水再次上升时，同覆盖在火山喷射通道内表面的玄武岩发生反应，这时海水内注入了金属离子。 生命开始出现差异 细胞慢慢地不断聚集，产生了具备越来越专业化功能的生物体。事实上，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在形态上开始出现差异，每一细胞都承担维持生命和自我繁殖所必需的各种功能。有天壤之别的生命形态可能就是这样充斥地球的。然而，如果说生命形态千差万别，那么生物系统的基础却是一样的，每一生物体都有一个传送遗传信息的元素和一个根据这种信息使生命得以维持和传宗接代的系统。如图所示，从左到右，大约35亿～40亿年前在地球上出现的原始生物是单细胞体，它们没有核膜，也就是说“赤裸裸的”，DNA在外界环境下暴露无遗。 大约26亿年前，生物史上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事件。一些类型的叠层石（由既捕获沉积物又沉淀钙质的藻丛所形成的一种层状或穹状钙质沉积物）借助一个原始的光合作用系统开始制造氧气，就像今天在植物中发生的情况一样。但是直到那时，氧气对于生物来说仍然是一种有毒气体。随着氧气浓度的逐步增加，经过一次自然选择，只有那些经受住了氧气存在这一考验的生命形态才得以幸存。16亿年前，地球上终于产生了具备真正核膜的细胞生物，然后，多细胞生物接踵而至。 在7亿年前，经过30亿年漫长的进化之后，生命形态长到足以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大小。 参考参考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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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2、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3、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4、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5、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6、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
我自己写的，望采纳： 品中国古代史 先说宋朝。中国古代有三个宋朝（先秦也有宋，只不过是宋国），一个是刘宋王朝，一个是韩氏后宋，还有一个是赵宋王朝。我今天要讲的是赵宋王朝。 赵宋王朝如何建立的？还要从后周说起。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但这个皇帝年仅7岁（有人说5岁。反正不管，都是小孩子）翌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然而大军到陈桥驿这个地方时，发生了一场大事情——陈桥驿兵变。最后黄袍加身，赵匡胤变成了皇上。一盘波折后，北宋建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赵匡胤本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是一名大将！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也害怕啊！害怕什么？害怕万一别的大将和自己一样，发生兵变，于是便产生杯酒释兵权。因为赵匡胤的一点想法与作为导致宋朝在军事上长期萎靡不振，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 再说隋朝。我认为隋朝是中国各朝代中最悲惨的朝代。为什么？ 隋朝仅仅存活了37年，比起唐朝，相差甚矣！但唐朝的繁盛，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隋朝的坚实基础。（这个我们后面在说）隋朝是大家被忽略的王朝。尽管隋朝短命，但它的功就非常大。比如结束分裂，统一全国；修建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东征高句丽；开科取士，科举是从；开发西域 但隋朝为什么会灭亡？隋炀帝！如果从隋文帝的功与隋炀帝的过相比，用七个字说：“老子英雄儿混蛋！”像东征高句丽，导致隋朝的国力大减；像夺位的丑事；下江南不再回，导致天下大乱这一切都导致隋朝加快灭亡。 最后说唐朝。 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它的强盛基础在哪？就在于隋朝的功就。如果没有隋朝的开创科举、修建京杭大运河等等，唐朝的强盛何在？ 除了扎实的基础，还有初唐的贤君功臣。比如唐太宗；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李靖、秦叔宝这些人也为唐朝的强盛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唐朝为什么会灭亡？大家都说“红颜祸水”，都说如果没有杨贵妃，唐朝灭亡得也不会这么快。对不对？不完全对。我认为唐朝灭亡有三大因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导致了安史之乱，但光凭安史之乱，还无法灭亡唐朝，但起了一定效果。所以，中唐时期与后唐时期是很悲惨的！它浪费了初唐与隋朝的功就，于是唐朝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我要说这三个朝代？因为这三个朝代具有代表性。隋朝，中国各朝代中最繁盛的朝代之一，只可惜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唐朝 世界 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只可惜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宋朝，经济最繁华的朝代，只可惜重文轻武，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 仔细品味中国古代史，会让你感觉悲哀、伤感、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