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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他们的节日的与众不同之处，最重要的时通过节日写出他们独特的文化内涵！最好时一个或者两个节日为例，不宜写的太多！可以通过节日些他们的生活方式，民俗，信念精神的层面与众不同之处！通过这些体现他们的文化！ 还可以写写这些节日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能性，这些节日文化保护和开发研究，也是很好的题目 呵呵
浅析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摘要： 浅析了中国室内设计的风格与流派，使设计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力求在其内部空间尽量合理、舒适、安全，使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用，分析了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设计风格 流派 装修 发展方向 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是人类本性的一种体现，是与人类生存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手段，从原始社会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半坡村的建筑群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建造的“筑土构木”的屋子就不难发现，即使最简单的建筑形式，也在力求其内容空间尽量合理、舒适、安全，使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用。 人在建筑与室内设计中是跳动的音符，它将自己的感觉和知觉融入到了设计构思之中，用活动的艺术思维和凝固的技术手段，把它表现出来，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空间[4] 中国的室内设计风格 中国传统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一般来讲是以木结构为主，其特点是梁柱承重，墙体起到围护的作用，室内空间较大，运用格扇门罩以及博古架等物件对空间进行多种划分，采用天花藻井，雕梁当柱，斗拱加以美化，并以中国字画和陈设艺术品等作为点缀，创造出一种含蓄而高雅的氛围，特别是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完善，形成了中国建筑室内固有的传统风格样式，其造型特征被称为中国“民族传统形式”并一直延续至今[1] 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通常还表现为室内对称的空间形式，在多数的宫殿和厅堂中，梁架、斗拱等都是以其结构和装饰的双重作用成为室内设计表现的一种艺术形象。从大量的宫殿建筑中的室内天花藻井、家具、陈设、字画、装修等多方面因素中，均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组合得较为完美的一个整体空间设计。室内除了固定的隔断外，还有移动的屏风、半敞开的罩、博古架等与家具相结合，对于组织空间起到了增加层次和厚度的作用。一般民居则较简朴、自由。在色彩的处理上，中国北方宫殿建筑室内的梁、柱常用红色，天花藻井并绘有多种多样的彩画，用鲜明吉祥的色彩取得对比调和的效果。中国南方的建筑室内风格则常用冷色调，白墙、灰砖、黑瓦，色调对比强烈，形成了江南特有的秀丽[2] 中国室内设计流派 （1）新古典主义 采用民族传统的装饰手法，在现代结构、装饰材料、施工工艺、高新技术的建筑内部空间进行处理和装饰，同时采用陈设艺术手法来进行分割空间，装饰空间的设计，使中国传统的室内样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1959年中国的十大建筑，特别是人民大会堂的室内设计和民族文化宫的室内设计，充分体现了以典雅的中国传统文化风格为基调的空间形象，都是运用新形式和古典风格结合的新古典主义作品。 （2）新地方主义 当今的建筑室内设计师在充分了解建筑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设计，使原有的地方色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使设计师在创作中更加显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自然的韵味。1982年，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其外部环境和室内设计均具有中国江南园林以及民居的地域文化特征，使人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南方建筑室内设计的高雅和浓厚的文化品味，是新地方主义现代宾馆的典型范例。 （3）新少数民族风格 在现代建筑的内部空间中，象征性地表现少数民族建筑的人文文化特色内部空间形式，并在结构构件上较为直接地采用适当简化了的少数民族装饰图案，或以其图案所做的立题性标志，保持其民族色彩、家具饰品等特征，并选用少数民族陈设的艺术品装饰室内环境气氛，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特色，同时又具有现代文明特征，这一类设计风格被称为新少数民族风格。 （4）中国现代主义 现代风格的设计起始于19世纪下半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现代家庭装饰的主流。现代风格主张“功能第一”。为了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现代客厅特别强调它的实用功能，一般只需要沙发、茶几和组合电器装置，不再有观赏性强的壁炉或布艺窗帘等过分装饰。现代风格也是一种简朴淡雅式风格，它是以简洁明快为其主要特色。重视室内空间的使用效能，强调室内布置应按功能区分的原则进行，家具布置与空间密切配合；主张废弃多余的、繁琐的附加装饰，使室内景观显得简洁、明快，完美地反映出“少就是多”这一设计概念。从目前我国建筑室内设计方案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中的简洁、明快、洗练的设计风格，同时采用了色彩、质感、光影与形体特征的多种手法，其中也包括了把现代高新科技的装饰材料用于室内装饰装修上，由于在设计时充考虑到了本国国情、民族文化、风土人情以及经济技术条件等，因而设计出来的风格又带有中国设计文化的底蕴和特色，故为中国现代主义。 （5）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派的设计者们主张兼容并蓄，凡能满足当今居住生活所需的都加以采用。这种风格的室内设计，空间组合十分复杂，突破完整的立方体、长方体的组合，且多呈界限不清的状态。利用设置隔墙、屏风或壁炉的手法来制造空间层次感，使居室在不规则、界限含混的空间利用细柱、隔墙，形成空间层次的不尽感和深远感。他们还常将墙壁处理成各种角度的波浪状，形成隐喻象征意义的居室装饰格调。 （6）乡土和自然风格 也许为了寻找故乡的情怀，人们更加喜爱乡土和自然风格。在家居装修中主要表现为尊重民间的传统习惯、风土人情，保持民间特色，注意运用地方建筑材料或利用当地的传说故事等作为装饰的主题。这样可使室内景观丰富多彩，妙趣横生。例如采用较暗的灯光，墙上挂着鱼叉、鱼网和船桨，天棚用的是一艘底儿朝天的小木船，置身其中，仿佛来到渔村，有一种特有的幽静和温情。大城市生活的紧张、拥挤和环境污染，使人们产生厌倦，向往能享受更多阳光、空气、鸟语花香的环境。这种思绪使人们崇尚自然的室内布置，例如采用不加粉刷的砖墙面，将粗犷的木纹刻意外露于室内[3] 室内设计的目的和内容 室内设计的要求和目的，从广义上讲，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要求，从而对人的生产环境、生活学习环境、工作环境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改造，达到使用功能的必需条件和视觉环境的美好享受。室内设计可以提高空间的生理、心理环境质量。从狭义上讲，由于空间条件的不同、业主要求的不同、室内设计的目的也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产生不同的设计风格，反映人们对功能和艺术的不同追求，以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出无限的精神价值。 室内设计是一门多种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学科，可分为四部分： （1）空间形象设计 就是对建筑所提供的内部空间进行处理，在建筑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空间的尺度和比例，解决好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衔接、对比、统一等问题。当设计师看完建筑图纸时，首先要对室内空间进行调整，在不影响结构的情况下，根据业主要求和设计思想更加合理的运用空间，协调好空间之间的转换关系，利用有利条件，排除不利因素，使室内设计更加舒适化、科学化和艺术化。 （2）室内装修设计 主要是按照空间处理的要求把空间围护体的几个界面，即对墙面、地面、天花等进行处理，包括了对分割空间的实体、半实体的处理，即对建筑构造体有关部分进行设计处理。 （3）室内物理环境的设计 对室内体感气候、采暖、通风、温湿调节等方面的设计处理，是现代室内设计中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它已成为衡量环境质量的重要内容。 （4）室内陈设艺术设计 主要是对室内家具、设备、装饰织物、陈设艺术品、照明灯具、绿化等方面的设计处理。 室内设计根据人的流动特点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人居环境设计 在较长时间内有固定人员的居住空间。它包括：合式住宅、公寓式住宅、别墅式住宅、院落式住宅以及集体宿舍。第二类是限定性公共空间设计 在较长时间内有相对固定人员的公共空间。它包括：学校、幼儿园、办公楼、教堂等。第三类是非限定性公共空间设计 没有相对固定人员的公共空间。它包括：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所、展览馆、图书馆、体育馆、火车站、机场、商场等综合设施。 中国的室内设计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中国的现代室内设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适应城乡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大规模兴建的需要，近几年迅速成长起来，取得了飞跃发展，度过了模仿东、西方传统室内设计和西方现代室内设计的时期，逐步走上了创新之路。这从近几年建成的工程及各类展览、评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很多作品科技含量比较高，使用新材料，采用新工艺，创造了室内新的界面造型和空间形态，达到较佳的声、光、色、质的匹配和较佳的线、面空间组合和空间形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和鲜明的时代感。另一方面，从一些作品可以看出设计师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艺术语言综合、重构，使简练的室内界面及空间形态蕴涵较深厚的文化神韵和意境。比如人民大会堂内的上海厅、重庆厅、广东厅和小礼堂，时代感都很强，表现出了新时代的文化色彩[5]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从少数名族的文化差异，地域风情，一集各民族团结一致，和谐友爱，共同繁荣等方面吧。
1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2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3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自身特色的保持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值得提倡）4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齐放（民族文化应具有多样性繁荣）5呼吁我们关注少数民族文化
浅析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摘要： 浅析了中国室内设计的风格与流派，使设计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力求在其内部空间尽量合理、舒适、安全，使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用，分析了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设计风格 流派 装修 发展方向 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是人类本性的一种体现，是与人类生存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手段，从原始社会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半坡村的建筑群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建造的“筑土构木”的屋子就不难发现，即使最简单的建筑形式，也在力求其内容空间尽量合理、舒适、安全，使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用。 人在建筑与室内设计中是跳动的音符，它将自己的感觉和知觉融入到了设计构思之中，用活动的艺术思维和凝固的技术手段，把它表现出来，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空间[4] 中国的室内设计风格 中国传统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一般来讲是以木结构为主，其特点是梁柱承重，墙体起到围护的作用，室内空间较大，运用格扇门罩以及博古架等物件对空间进行多种划分，采用天花藻井，雕梁当柱，斗拱加以美化，并以中国字画和陈设艺术品等作为点缀，创造出一种含蓄而高雅的氛围，特别是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完善，形成了中国建筑室内固有的传统风格样式，其造型特征被称为中国“民族传统形式”并一直延续至今[1] 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通常还表现为室内对称的空间形式，在多数的宫殿和厅堂中，梁架、斗拱等都是以其结构和装饰的双重作用成为室内设计表现的一种艺术形象。从大量的宫殿建筑中的室内天花藻井、家具、陈设、字画、装修等多方面因素中，均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组合得较为完美的一个整体空间设计。室内除了固定的隔断外，还有移动的屏风、半敞开的罩、博古架等与家具相结合，对于组织空间起到了增加层次和厚度的作用。一般民居则较简朴、自由。在色彩的处理上，中国北方宫殿建筑室内的梁、柱常用红色，天花藻井并绘有多种多样的彩画，用鲜明吉祥的色彩取得对比调和的效果。中国南方的建筑室内风格则常用冷色调，白墙、灰砖、黑瓦，色调对比强烈，形成了江南特有的秀丽[2] 中国室内设计流派 （1）新古典主义 采用民族传统的装饰手法，在现代结构、装饰材料、施工工艺、高新技术的建筑内部空间进行处理和装饰，同时采用陈设艺术手法来进行分割空间，装饰空间的设计，使中国传统的室内样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1959年中国的十大建筑，特别是人民大会堂的室内设计和民族文化宫的室内设计，充分体现了以典雅的中国传统文化风格为基调的空间形象，都是运用新形式和古典风格结合的新古典主义作品。 （2）新地方主义 当今的建筑室内设计师在充分了解建筑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设计，使原有的地方色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使设计师在创作中更加显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自然的韵味。1982年，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其外部环境和室内设计均具有中国江南园林以及民居的地域文化特征，使人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南方建筑室内设计的高雅和浓厚的文化品味，是新地方主义现代宾馆的典型范例。 （3）新少数民族风格 在现代建筑的内部空间中，象征性地表现少数民族建筑的人文文化特色内部空间形式，并在结构构件上较为直接地采用适当简化了的少数民族装饰图案，或以其图案所做的立题性标志，保持其民族色彩、家具饰品等特征，并选用少数民族陈设的艺术品装饰室内环境气氛，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特色，同时又具有现代文明特征，这一类设计风格被称为新少数民族风格。 （4）中国现代主义 现代风格的设计起始于19世纪下半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现代家庭装饰的主流。现代风格主张“功能第一”。为了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现代客厅特别强调它的实用功能，一般只需要沙发、茶几和组合电器装置，不再有观赏性强的壁炉或布艺窗帘等过分装饰。现代风格也是一种简朴淡雅式风格，它是以简洁明快为其主要特色。重视室内空间的使用效能，强调室内布置应按功能区分的原则进行，家具布置与空间密切配合；主张废弃多余的、繁琐的附加装饰，使室内景观显得简洁、明快，完美地反映出“少就是多”这一设计概念。从目前我国建筑室内设计方案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中的简洁、明快、洗练的设计风格，同时采用了色彩、质感、光影与形体特征的多种手法，其中也包括了把现代高新科技的装饰材料用于室内装饰装修上，由于在设计时充考虑到了本国国情、民族文化、风土人情以及经济技术条件等，因而设计出来的风格又带有中国设计文化的底蕴和特色，故为中国现代主义。 （5）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派的设计者们主张兼容并蓄，凡能满足当今居住生活所需的都加以采用。这种风格的室内设计，空间组合十分复杂，突破完整的立方体、长方体的组合，且多呈界限不清的状态。利用设置隔墙、屏风或壁炉的手法来制造空间层次感，使居室在不规则、界限含混的空间利用细柱、隔墙，形成空间层次的不尽感和深远感。他们还常将墙壁处理成各种角度的波浪状，形成隐喻象征意义的居室装饰格调。 （6）乡土和自然风格 也许为了寻找故乡的情怀，人们更加喜爱乡土和自然风格。在家居装修中主要表现为尊重民间的传统习惯、风土人情，保持民间特色，注意运用地方建筑材料或利用当地的传说故事等作为装饰的主题。这样可使室内景观丰富多彩，妙趣横生。例如采用较暗的灯光，墙上挂着鱼叉、鱼网和船桨，天棚用的是一艘底儿朝天的小木船，置身其中，仿佛来到渔村，有一种特有的幽静和温情。大城市生活的紧张、拥挤和环境污染，使人们产生厌倦，向往能享受更多阳光、空气、鸟语花香的环境。这种思绪使人们崇尚自然的室内布置，例如采用不加粉刷的砖墙面，将粗犷的木纹刻意外露于室内[3] 室内设计的目的和内容 室内设计的要求和目的，从广义上讲，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要求，从而对人的生产环境、生活学习环境、工作环境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改造，达到使用功能的必需条件和视觉环境的美好享受。室内设计可以提高空间的生理、心理环境质量。从狭义上讲，由于空间条件的不同、业主要求的不同、室内设计的目的也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产生不同的设计风格，反映人们对功能和艺术的不同追求，以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出无限的精神价值。 室内设计是一门多种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学科，可分为四部分： （1）空间形象设计 就是对建筑所提供的内部空间进行处理，在建筑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空间的尺度和比例，解决好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衔接、对比、统一等问题。当设计师看完建筑图纸时，首先要对室内空间进行调整，在不影响结构的情况下，根据业主要求和设计思想更加合理的运用空间，协调好空间之间的转换关系，利用有利条件，排除不利因素，使室内设计更加舒适化、科学化和艺术化。 （2）室内装修设计 主要是按照空间处理的要求把空间围护体的几个界面，即对墙面、地面、天花等进行处理，包括了对分割空间的实体、半实体的处理，即对建筑构造体有关部分进行设计处理。 （3）室内物理环境的设计 对室内体感气候、采暖、通风、温湿调节等方面的设计处理，是现代室内设计中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它已成为衡量环境质量的重要内容。 （4）室内陈设艺术设计 主要是对室内家具、设备、装饰织物、陈设艺术品、照明灯具、绿化等方面的设计处理。 室内设计根据人的流动特点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人居环境设计 在较长时间内有固定人员的居住空间。它包括：合式住宅、公寓式住宅、别墅式住宅、院落式住宅以及集体宿舍。第二类是限定性公共空间设计 在较长时间内有相对固定人员的公共空间。它包括：学校、幼儿园、办公楼、教堂等。第三类是非限定性公共空间设计 没有相对固定人员的公共空间。它包括：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所、展览馆、图书馆、体育馆、火车站、机场、商场等综合设施。 中国的室内设计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中国的现代室内设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适应城乡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大规模兴建的需要，近几年迅速成长起来，取得了飞跃发展，度过了模仿东、西方传统室内设计和西方现代室内设计的时期，逐步走上了创新之路。这从近几年建成的工程及各类展览、评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很多作品科技含量比较高，使用新材料，采用新工艺，创造了室内新的界面造型和空间形态，达到较佳的声、光、色、质的匹配和较佳的线、面空间组合和空间形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和鲜明的时代感。另一方面，从一些作品可以看出设计师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艺术语言综合、重构，使简练的室内界面及空间形态蕴涵较深厚的文化神韵和意境。比如人民大会堂内的上海厅、重庆厅、广东厅和小礼堂，时代感都很强，表现出了新时代的文化色彩[5]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民族风情,我知道可以写成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1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2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3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自身特色的保持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值得提倡）4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齐放（民族文化应具有多样性繁荣）5呼吁我们关注少数民族文化
从少数名族的文化差异，地域风情，一集各民族团结一致，和谐友爱，共同繁荣等方面吧。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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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贵州文化 摘要：贵州一个神奇的地方，早在二十四多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在贵州高原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贵州史前文化。春秋以前，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战国后期，夜郎国逐步发展成为南蛮地区的大国。宋代，“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明代，贵州建省。清朝，贵州疆域基本行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期在贵州活动，在贵州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9年11月15日，贵州县贵阳解放。同时，贵州是一个三川秀丽、气候宜人、民族众多、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的省会。 关键词：心目 中 引论：作为一名贵州人明明知道贵州是祖国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一块宝地，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充满发展情景的山区省份。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了解、查阅、论证我们的家呢?下面，请大家跟随我的步伐我们一起了解贵州的文化、民族、美食、旅游吧！ 一、 贵州的历史文化 贵州一个神秘而历史悠久的地方。尽管贵州有“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里平。”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无三分银”之说， 但是贵州有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大家知道贵州的八大名产：仁怀茅台酒、安顺腊染、镇宁波波糖、威宁火腿、大方漆器、独山盐酸、玉屏筲笛、都匀毛尖。就说仁怀茅台酒，那是世界闻名的名酒。仁怀茅台酒的著名不仅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酿造工艺，上乘的内在质量，深厚的酿造文化以及历史上在我国政治、外交、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不可比拟的作用，在中国酒业中的传统特殊地位，更因为他被国际一致认为与“白兰地”，“威士地”比肩齐名的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 同时，贵州的文化以多元包容著称,贵州本土的苗、布依、侗、彝等十多个民族, 大多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音乐、舞蹈、刺绣、蜡染、傩戏、水书等等,都曾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看好。 这就是贵州，美丽神奇的贵州。 二、 贵州的民族文化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贵州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居住着汉、苗、布衣、侗、彝、仡佬、水、穿青人等共18个民族。 各民族共同繁衍，共同生效息，为贵州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贵州大多数少数民族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都通晓汉语普通话，并以其作为民族交流的工具。 同时，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有苗族的“跳花坡”、“打嘎”，彝族的“搓子舞”，布依族的“六月六”，穿青人的“打亲家”等，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特别是舞姿古朴、矫健、惊奇的苗族芦笙舞——“滚山珠”曾多次出国演出获得好评。此外，苗族的蜡染和刺绣也别具特色，令人赞叹。 就说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原生而不原始,粗犷而不粗俗,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原生态展现,更不是猎奇和迎合时尚,它是一种人性本真意义上的艺术升华,为贵州本土文化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他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出名。也因如此它具有许多荣誉，如1990年9月，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誉为“贵州省高原明珠”； 1992年6月，随贵州省民族民间艺术团，赴荷兰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先后到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等国演出，受到空前赞誉；1994年4月，参加在贵州省大方县举行的百里杜鹃花节，之后又于10月参加在贵阳举行的全省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荣获第一名，获一等奖，11月应国家民委邀请到北京进行对外接待文艺表演； 2011年9月10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等等。 《滚山珠》就是这样原滋原味的东西，让人们耳目一新,久久难忘。 因此， 2006年纳雍县《滚山珠》经申请已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并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三、 贵州的城市美食文化 众所周知，贵州的城市美食文化非常丰富。 辣香是贵州菜的主要特点，著名菜点大多与辣椒密切相关，如宫保鸡丁、各类火锅、肠旺面等，都需要用辣椒来调味，黔菜带辣味的菜肴更是口感各异，又分为油辣、糊辣、青辣、酸辣、麻辣、蒜辣等几大系列，有的辣而酸、有的辣而香、有的辣得令人张口咋舌、大汗淋漓。 贵州的风味小吃着实令人垂涎。 贵阳有花溪牛肉粉，肠旺面，青岩豆腐，卤味，丝娃娃，洋芋粑，青岩卤猪脚，青岩鸡辣角，清镇黄粑，青岩玫瑰糖，息烽阳朗辣子鸡； 遵义有羊肉粉，豆花面，豆腐皮火锅，赤水竹笋，绥阳空心面条，遵义鸡蛋糕 ；兴义有刷把头，兴义鸡肉汤圆，安龙凉剪粉，贞丰糯米；兴仁有兴仁盒子粑；安顺有安顺镇宁波波糖，安顺荞凉粉，安顺裹卷，鸡肉饼, 毕节汤圆，威宁火腿，威宁荞酥；黄平牛肉干一品大包等等 。 贵州菜主要属于川菜系列，但贵州菜又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四川主要是麻辣型，云南为甜辣型，而贵州主要是鲜辣、酸辣为主要特色。辣、麻、酸是黔菜很突出的风味。吃不惯的朋友可以提出少放油和辣椒。贵州的干锅系列再加上农家自酿的米酒，农家风味地道醇厚。贵州菜的酸不像山西靠醋来调味，而是酸汤。酸汤是苗族饮食的一大特色，为火锅系列，尤其以酸汤鱼最为好吃。 终而言之，贵州的食文化非常丰富的。如果你来贵州可别错过哦！ 四、 贵州的旅游文化 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旅游风光尤其著名。在里有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就坐落在安顺境内。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川、河流、溶洞、瀑布众多，北部有国家历史名城遵义，以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娄山关等遗址形成了独特的黔北的红色之旅，省会贵阳打造避暑之都，毕节市的草海以及百里杜鹃，铜仁地区的梵净山，黔西南地区的马岭河峡谷，安顺的黄果树瀑布和龙宫，黔东南和黔南地区的侗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都独具特色，近年来，贵州的旅游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中，贵州是迷人的“天然公园”。境内自然风光神奇秀美，山水景色千姿百态，溶洞景观绚丽多彩，野生动物奇妙无穷，文化和革命遗迹闻名遐迩；山、水、洞、林、石交相辉映，浑然一体。闻名世界的黄果树瀑布、龙宫、赤水、织金洞、马岭河峡谷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铜仁梵净山，茂兰喀斯特森林、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威宁草海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犹如一串串璀璨的宝石，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以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四渡赤水遗迹为代表的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文化，更让人驻足凭吊，追思缅怀。多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浓郁神秘的民族风情，以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使贵州成为理想的旅游观光和避暑胜地，荔波喀斯特水上森林和赤水丹霞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结语:随着西部开发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完善，亟待揭谜的是西部人文景观。为了寻求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古朴的民族人文风情、旅游景观，我们不妨一同踏上这方热土，一起去感受这个花的世界、鸟的天堂、人类的天堂的多彩的贵州吧！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贵州，一个神奇美丽的家园，正如广告上说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民族风情,我知道可以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