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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刑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司法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主流司法理念的内容。所谓"慎刑"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施用刑罚要慎重从事。儒家秉持的人本主义,"仁政"理念,为政以德和"执中致和"等思想是慎刑理念发展延续的理论基础。慎刑理念主要在司法机构设置、司法官吏的执法要求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司法审判方式和原则、诉讼审判程序等方面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理念、制度的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参考论文：论慎刑理念对古代司法运行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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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何家弘美国司法制度(一) ——美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渊源与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至今，美国才走过200多年的历程。即使追溯到“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登陆的1620年或者英格兰移民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殖民区的1607年，美国的历史也不过400年。 随着殖民区生活的安定和人口的增长，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离不开司法机构。詹姆斯敦的移民在1619年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了北美第一个法院，审理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尔后，其他殖民地也纷纷效仿。这些法院名义上是由英国国王下令设立的，但实际上是由当地居民组建的。法官由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兼任或者由当地居民推选。 在早期的刑事审判中，北美殖民地法院普遍采用控告式诉讼制度，即由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进行辩护，法官审查双方的证据并做出判决。起诉者可以是受害人或其亲友，也可以是警务官和司法行政官等地方官员，但这些官员也是以私人名义把被告人送上法庭的。这种制度与当时英国的“私诉”制度大同小异。 但是没过多久，殖民地的刑事起诉制度就开始背离英国的“私人起诉主义”，逐渐转向公诉制度。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起诉权首先从被害人扩大到一般民众，即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也可以行使起诉权，一些殖民区还开始在重大犯罪案件的起诉前召集当地居民代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来又出现了专门负责刑事起诉的大陪审团和检察官。 1635年，马萨诸塞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上第一个大陪审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居民或官员滥用起诉权力。1641年，弗吉尼亚也建立了大陪审团。大陪审团的基本职能是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1643年，弗吉尼亚殖民地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检察长。作为英国国王在该殖民地的代表，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在法院审判中提供法律咨询并维护国王的利益。随后，其他殖民地也相继设立了检察长，其中有些检察长已具有明确的刑事起诉职能。例如，马里兰在1666年设立检察长，其职责就是向大陪审团提交刑事起诉书并以总督顾问的身份出席刑事案件的审判。 虽然英国也有检察长，但是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英国的模式，因为那里有更为丰富多样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17世纪中期纽约地区（当时叫“新荷兰”）的居民结构非常复杂，包括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丹麦人等。由于荷兰人最先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统治了数十年，所以该地区的法律制度以荷兰传统为基础。1653年，该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荷兰法院为模式的殖民地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3名法官和1名司法官组成。该司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提起公诉，因此他实际上是北美地区最早的地方检察官之一。1664年，英国获得了对纽约殖民地的管辖权之后，其行政长官理查德•尼科尔斯开始修改当地的法律制度。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荷兰的法律制度，而是逐步修改，使英国的普通法与荷兰的法律传统融合在一起。虽然原来设在法院中的司法官被取消了，但是其公诉职能却由英国传统的司法行政官继承下来。 在北美殖民地的县一级政府中设立检察官，标志着地方检察制度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康涅狄格殖民地是先驱者。1662年，康涅狄格率先设立县检察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1704年，康涅狄格又成为北美第一个明确建立公诉制度的殖民地。其法律规定，无论受害人及其亲属是否提出指控，各县的检察官都有权代表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所有刑事案件提出起诉。 这种“康涅狄格模式”很快就被其他殖民地效仿。 由于殖民地的检察长是英国政府的代表，而县检察官是地方任命的官员，所以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经常产生职权上的冲突。例如，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县于1686年任命了当地的检察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不久后，宾夕法尼亚总督任命的检察长又给该殖民地的每个县任命了—名代理检察长，也负责各县的刑事起诉工作。县检察官和代理检察长经常在行使公诉权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然而，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代表了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地方与“中央”的公诉权力之争中，地方逐渐占据上风。一方面，各县检察官相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些代理检察长也以不同方式脱离殖民地检察长的控制，转化为地方官员。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联邦总统需要一位法律顾问来帮助他处理各种法律事务。1789年，国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总统任命一名联邦检察长。其职权包括：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提起公诉；参与联邦政府可能为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应联邦总统或各部首长的要求提供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意见等。 联邦地区检察官的设立是由1789年的“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规定的。地区检察官统一由总统任命。他们负责起诉那些应该由联邦法院管辖的违法犯罪案件，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享有几乎毫无限制的独立的公诉权。联邦检察长虽然被视为联邦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和首席公诉官员，但他与各地区联邦检察官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无权干涉地区检察官的事务。 实际上，联邦检察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非专职的政府法律顾问。他可以从事自己的私人法律业务，而且直到1853年他才被要求把办公地点设在联邦政府内。 至此，最能代表美国司法制度特点的检察体制已具雏形。 美国司法制度(二)——美国的审判机关美国共有52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在诸如加利福尼亚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可以高达百万；而所有联邦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不过其四分之一。 联邦和大多数州的法院系统都采用“三级模式”，只有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采用两级模式。所谓“三级模式”，就是说法院建立在三个级别或层次上，包括基层的审判法院、中层的上诉法院和顶层的最高法院。当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称并不尽同。例如，在纽约州，基层审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层上诉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诉庭”；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则叫"上诉法院"。 “三级模式”并不等于“三审终审制”。实际上，联邦和大多数州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即诉讼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只有权提起一次上诉。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一审之后可能还有两次甚至三次上诉审的机会。但是，请求上诉法院再审是当事人的权利，请求最高法院再审就不是当事人的权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权力了。“权利”与“权力”，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在前一种情况下，法院必须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没有受理的义务，只有当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受理。当事人若想获得后一种上诉审，必须得到法院的“上诉许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当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三审终审制”，或者规定在某些种类的案件中采用“三审终审制”。例如，在纽约州，绝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都有两次上诉的权利；在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适用“三审终审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统败诉的当事人还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四审”。当然，究竟什么案件可以得到这种特别的关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确规定，决定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是普通法院还是特别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在此值得专门介绍的是合众国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联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国惟一由联邦宪法直接设立的法院。该法院位于首都华盛顿。其职能包括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件，审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如果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话），以及审理宪法规定其可以直接审理的一审案件。一审案件的数量很少，不足其审理案件总数的十分之一。一审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州之间的纠纷，而且多与地界有关，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归属权纠纷；也有些案件属于两个或多个州对某亿万富翁的财产征税权纠纷。 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途径有二：其一是上诉权；其二是调卷令。当事人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当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庭做出的时候，当事人才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独审制，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合议庭。一种情况是重新划分立法区；一种情况是国会希望快速解决某个宪法争议问题。在1990年的“合众国诉伊奇曼”一案中，为了迅速解答国会禁止非法焚烧美国国旗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联邦地区法院就采用了合议庭审判。这种合议庭由两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一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组成。 调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主要途径。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调卷令，诉讼当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请，然后由大法官们投票决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调卷令申请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过200件。最高法院认为其主要职责不是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判决，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维护联邦法制。因此，其发布调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对联邦法律的不同解释，例如，两个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联邦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或者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与联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有不一致之处等。 自成立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少时为5人，最多时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由9名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审判，他们并不承担中国法院院长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职能。美国司法制度(三)——美国的检察机关 美国的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相互独立”的特点。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关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政府“级别”上。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分别由联邦检察系统和地方检察系统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美国的检察机关无论“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 美国的联邦检察系统由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联邦地区检察官办事处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调查、起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并在联邦做为当事人的民事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联邦检察系统的首脑是联邦检察长，同时也是联邦的司法部长。虽然他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检察官，但他只在极少数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而且仅限于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联邦政府的检察政策并领导司法部的工作。实际上，司法部中的大多数部门都与检察工作无关，只有几个处具有检察职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处。美国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他们是联邦检察工作的主要力量。在一般案件中，他们自行决定侦查和起诉，但要遵守联邦检察长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某些特别案件中，如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和重大的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他们往往会寻求司法部刑事处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要得到联邦检察长或主管刑事处工作的助理检察长的批准才提起公诉。 美国的地方检察系统以州检察机关为主，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领导的机构组成。州检察长名义上是一州的首席检察官，但他们多不承担公诉职能，也很少干涉各检察官办事处的具体事务。在大多数州中，州检察长与州检察官之间都保持着一种顾问指导性关系。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他们是各州刑事案件的主要公诉人，通常也被视为所在县区的执法行政长官。一般来说，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 市镇检察机关是独立于州检察系统的地方检察机关，但并非美国的所有市镇都有自己的检察机关。在有些州，市镇没有检察官员，全部检察工作都属于州检察官的职权。在那些有自己检察机关的市镇，检察官员无权起诉违反联邦或州法律的行为，只能调查和起诉那些违反市镇法令的行为。这些违法行为称被为“微罪”，多与赌博、酗酒、交通、公共卫生等有关。不过，市镇法令中有关“微罪”的规定与州法律中有关“轻罪”的规定相重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多样性是美国检察机关的基本特征。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同，或者说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不同，所以其职能部门的设置有所不同。例如，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负责调查和起诉的分别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和违反州法律的犯罪，因此其设置职能部门时必然要以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为依据。其二，检察机关的规模大小不同，或者说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多少不同。例如，伊利诺斯州库克县（含芝加哥市）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达900人；而内布拉斯加州斑纳县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仅1人。芝加哥市检察官手下有230名“助检”；而与之相邻的埃文斯顿市检察官手下只有3名“助检，而且该检察官本人还同时兼任另外两个城市的检察官。其三，检察机关的专业分工不同，或者说其人员的专门化程度不同。毫无疑问，小型检察机关内很难有正式的专门化分工，因此这种分工主要在大中型检察机关中。专门化分工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纵向分工或程序分工为主；一种是以横向分工或案件分工为主。纵向分工犹如工厂里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检察人员根据工作程序上的阶段划分，分别负责收案、预审听证、大陪审团调查、法庭审判、上诉等阶段的检察工作。横向分工是根据案件种类进行的分工。而这种分工可有不同层次：首先，一般检察官办事处负责的刑事案件可分为重罪和轻罪两大类；其次，重罪和轻罪都可以分为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再次，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又可以具体划分为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罪等，而且每一种犯罪仍可以进一步划分。目前，美国的大中型检察机关多采用纵向分工与横向分工相结合的模式，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检察机关的多样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检察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积极性，可以使不同检察机关的内部结构更好地适应机关的任务性质和工作量，防止出现人浮于事和工作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是，检察机关的多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整个检察系统的协调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很难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整个系统的运作标准，也很难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水平。由于检察机关在社会的执法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所以美国检察系统的这种不平衡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些学者在不断呼吁改变检察系统的不统一现状，一些地区也做出了改革的努力。然而，分散制仍然是美国地方检察系统的基本特征。 美国司法制度(四)——美国的警察机关 美国的50多万名警察分属近两万个相互独立的警察机关，平均每个警察机关的警员不足30人。然而，一些大的警察机关人员上万，所以，实际上美国有很多警察机关的人员不足10人，其中最小者只有警察局长1人，真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然而，这些警察机关无论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在辖区内享有独立执法权。美国的警察机关分别隶属于联邦、州、县、市镇四级政府。 美国联邦负有警察职能的机关多称为执法机关。主要的执法机关分别隶属于司法、财政、内政和国防四个部。其中，司法部下属的有6个，即联邦调查局、毒品管理局、移民归化署、监狱管理局、联邦法院管理局和联邦法警局；财政部下属的有5个，即烟酒火器管理局、国内税收署、联邦保密署、联邦海关署和总督察署；内政部下属的有5个，即印弟安人事务局执法处、国家公园管理局森林警务处、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公园警察局和总督察署；国防部下属的有8个，即总督察署、国防调查署、陆军部犯罪调查局、陆军部情报及保安局、陆军部军事警察总队、海军部调查局、空军部保安警察处和特别调查处。此外还有联邦邮政总局的邮政稽查署等等。 美国各州法律制度的传统和现状并不相同，因此其警察机关的体制也不一样。从名称上来看，有的叫州警察局，有的叫州公路巡警队，有的叫州执法局，有的叫州公安局。这种名称上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分散型警察体制的特点。 美国的州警察机关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巡警模式，或称巡警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州交通法规、调查和预防交通事故、纠正和处罚交通违章行为、保障公路安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路巡警队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二种是执法模式，或称执法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负有完全的执法职责，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实施法令、公路巡逻等。伊利诺斯州警察局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三种是两元模式，或称巡警－执法模式。这种州警察机关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一个负责公路巡逻，一个负责一般执法工作。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公路巡警队负责州公路的巡逻和发生在州公路上的轻微刑事案件的侦查；而佛罗里达州执法局则负责一般性执法工作，包括发生在州公路上的严重刑事案件的侦查。 除上述三种类型的州警察机关外，美国各州还有一些较小的州警察机关和负责某个领域的专门执法机关。前者如州立公园警察局和州立大学警察局；后者如州毒品管理局。从理论上说，州执法机关有权在全州范围内执行警务。但是在实践中，州警察机关一般都避免介入市镇警察局的管辖范围，而把执法力量集中于没有建立自治警察局的地区和州属公路上。当然，由于州警察机关往往具有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所以它们经常向州内较小的警察机关提供疑难案件侦查、法庭科学鉴定、信息情报检索和各种专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美国共有大约3000个县级执法机关。这些执法机关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县司法局模式；一种是县警察局模式。前者是美国传统的县级执法机关模式，县司法行政官是县的执法长官，负责本县的警务。目前美国的绝大多数县都采用这种模式。后者是一种较新的县级执法机关模式，县警察局长是县的执法长官，负责本县的警务。目前美国仅在一些县市合一的地方采用这种模式，如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韦尔县。这种县警察局的体制与一般市镇警察局的体制相同。 根据执法权力的大小，县司法局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县司法行政官的职权仅限于管理监狱和维持法庭秩序，即仅有狱警和法警的职能；其二，县司法行政官的职权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和交通管理，即负有全部执法职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县司法行政官手下多建有专门的警察局，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官就兼任警察局长。 市镇警察是美国警察的最主要力量，其人数约占美国警察总数的四分之三。美国的城市一般都建有自己独立的警察机关，或称“自治警察机关”。不过，这些市镇警察机关的规模相差甚远。例如，库克县境内有121个市镇警察局，共有警员6万多人。其中，芝加哥市警察局有警员近3万人；此外还有5个警察局的人数在百人以上；而绝大多数警察局的人数只有几十人或几个人。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加强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和提高执法活动的统一性，甚至建议合并警察机关。他们指出，“零散型”警察体制不利于犯罪侦查工作。一方面，那些“微型”警察机关根本无力开展有效的侦查破案工作；另一方面，这种警力“割据”状态也是犯罪侦查工作的障碍。特别是在对付跨地区犯罪的问题上，侦查工作缺乏统一指挥，有时甚至还存在警察机关之间的“消极竞争”。他们提出用“都市警察”、“城镇警察”和“乡村警察”这三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来代替现行地方警察体制的设想。然而，这种合并警察机关的建议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警察局的反对。他们认为，合并警察机关的做法违反了美国传统的“自治警察”和“当地居民有权选择警务方式”的原则；不利于根据各地的特点开展警务工作，而且会损害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总之，分散制是美国社会的传统，是美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司法制度(五)——受人尊敬的美国法官 美国共有大约700名联邦法官，7万多名州法官。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但须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另外，总统在提出联邦法官候选人名单时一般都会征求美国律师协会的意见，尽管这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的联邦法官是终身制，专门法院的联邦法官是任期制。州法官一般都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作法很符合19世纪以前美国那种以小城镇为主的社会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流动的增加，公众对选举法官渐渐失去了兴趣，而且对法官候选人往往所知甚少。于是，法官普选失去了实际意义，选举结果很容易被政党领袖控制。各州的法官都是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州审判法院法官的任期为4年、6年或8年；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为6年、8年或10年。 终身制并不等于一定要服务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官可以因健康状况而退休，也可以因其他理由而辞职，但这些都必须是法官自己主动提出的。联邦法官被免职的惟一途径是弹劾。美国宪法规定，弹劾包括法官在内的联邦政府官员的理由是其犯有“叛国罪、受贿罪、或其他严重犯罪和轻罪”。弹劾联邦法官，首先要由联邦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指控，然后由联邦参议院进行审判。审判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由全体参议员听证并投票表决。如参议院判定有罪，该法官即被罢免；如参议院判定无罪，则该法官继续任职。弹劾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分措施，所以很少使用。自美国建国以来，一共只有9名联邦法官受到弹劾，而且其中只有4人最后被参议院判定有罪。各州地方法官的弹劾方法和程序与弹劾联邦法官基本一样。 19世纪以前，美国的法官一般都不是律师协会的成员，甚至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律培训。那时主持法院审判活动的人多为不懂法律的“外行法官”。今天，美国法官的情况已大为改变。除少数审理轻微犯罪案件的基层法院外，其他法院的法官都必须具备律师资格。实际上，美国法官一般都有多年的律师实践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法官属于“律师法官”。 由于美国的法学院属于“本科后”教育，学生毕业后还要从事一定年限的律师实务，包括检察官和公共辩护律师等政府工作，最后才能坐到法官席上，所以美国法官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上。偏爱成年法官是美国的传统，也体现了美国人的司法理念。做一名合格的法官，不仅需要系统的法律知识，而且需要丰富的诉讼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另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也是公正恰当地行使司法权力的重要保障，成熟的人才能做出“成熟”的判决，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往往难当此重任。 美国法官属于“政治色彩较浓”的人物。从他们的个人生涯来看，他们或者有经过竞选担任行政长官或立法机关成员的资历，或者有担任政党领袖或组织者等积极参与和组织竞选活动的经历。特别是那些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从政”的时间往往要长于其从事法律工作的时间。诚然，他们一旦当上了法官，就不能再参与政党的政治活动了，这是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要求。但是，他们在被任命或当选之前的政治态度，显然还会影响其主持司法工作的理念。于是，在法院的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上，有些法官可能是“自由派”的，强调法院在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人权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另一些法官可能是“保守派”的，坚持法院不应过多地介入或干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活动。 虽然法官不能在审判活动中公开宣称自己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但是法官的政治倾向是公开的，至少是半公开的，因为法官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的观点总会以一定形式在其判决意见中表现出来，而法官的判决意见是公开的。正因为如此，许多有经验的律师在诉讼之前都会认真阅读本案法官以前的判决意见，以便了解其政治倾向，分析其可能对本案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制定诉讼策略。 美国法官具有很高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 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课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考生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考生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题。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恒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考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工作岗位如何，都有自己的业务专长，选择那些能结合自己工作、发挥自己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大有益处。
美国的司法体系和司法原则一、双重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在美国打官司，首先得知道哪些案件应该向州法院起诉，哪些案件应该向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州宪法和州法律两个法律体系，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具有最高地位。法院同样存在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联邦有最高法院，各州也有州的最高法院（有的州称为州最高上诉法院或上诉法院）。州法院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门，联邦法院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两套法院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但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上有所分工。绝大多数的案件，既可向州法院起诉，也可以向联邦法院起诉。但州法院审判案件时，在适用法律方面不仅受州宪法和州法律的限制，也要受联邦宪法和法律以及联邦所签定条约的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条款与之相抵触”。联邦法院的管辖权受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只能行使由联邦宪法赋予和由国会立法规定的联邦司法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众国司法权适用于以下范围的案件：①合众国作为诉讼的一方的案件；②涉及到州的案件，具体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之间的诉讼案件、一个州与另一个州的公民之间的争执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同一个州的公民之间关于不同州的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③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一切案件；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或外国公民或属民之间的诉讼；④所有涉及到联邦宪法、国会通过的法律和根据联邦权力缔结的条约的一切案件，以及关于通航水域的法律一切案件。宪法让联邦法院有权审理上述案件，但并没有禁止州法院审理这些案件。但是，美国国会可以规定某些案件由联邦法院独自行使管辖权，如反对合众国的犯罪所引起的案件，以州为诉讼当事人的案件，涉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员的案件等。这样，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既有州法院系统，也有联邦法院系统。对有些案件，两种法院都可以受理；另一些案件，只有州法院才能受理；还有些案件，只有联邦法院才能受理。事实上，联邦法院审判涉及联邦法律的一切案件，但宪法对初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作了区别，如联邦最高法院只拥有有限的初审管辖权，但最高法院拥有广泛的上诉管辖权。因此，在美国，一场官司可能从州法院开始，但如果涉及到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就可以从州最高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二、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司法机关的基本任务和职责，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裁决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各类纠纷和争执，法官做出裁决，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必须独立进行审判。司法独立，首先是指独立于行政机关，法院和法官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不接受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指示，行政机关不得因法官的判决不符合其意愿而将法官撤职。但在美国，由于实行所谓“严格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还强调法院独立于立法机关。由于独立后的13国普遍奉行“立法至上”的原则，一段时间里，议会任意侵占侵占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议会甚至宣布法院关于财产争议的裁决无效。因此，制宪会议有意让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相互独立，相互平行，国会也不能干涉和干扰法院的审判活动，法官如果认为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拒绝执行。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保证法官不会因为做出某项裁决而受到政府或国会的报复，美国在宪法和法律上采取如下一些措施：⒈法官如无过失得终身任职。第三条第一款中就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在行为良好期间得继续任职”，这就意味着联邦法院的法官实行终身制。现在，美国联邦法官在年满70岁且任职满十年的情况下可以退休。美国有些州法院的法官是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任期制，但在任期届满之前，除非经过弹劾不得被免职或令其提前退休。无论实行终身制还是任期制，在退休前或任期届满之前，法官的职务都是有保障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法官应受弹劾的监督，即法官如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经弹劾应被免职。不过，也有人主张对法官的弹劾与总统及其他文职官员应有所不同，如违反“行为良好”的原则也应受到弹劾。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对法官的弹劾也多一些。⒉不相容原则和政治中立。不相容原则也适用于法官，即法官不得同时担任政府职务，不得兼任议员，不得兼任其他盈利性职务。政治中立则要求法官不得以政党身分从事政治活动。⒊待遇保障。法官享有高薪待遇和退休保障，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还规定，联邦法官“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使法官任职期间免遭报复和刁难。因此，法官任职时，他的薪金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现在，合众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年满70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0年以上，或年满65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5年以上，可以领全薪退休。为了确定联邦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建立了一个由九名“不担任公职的人员”组成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薪金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三人（并指定一人担任主席）和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各任命二人组成。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的薪金标准进行审查，并向总统提出报告和建议，总统再根据此报告向国会提出建议，建议在提出30天后自动生效，除非参众两院在30天期限内以联合决议否决此建议。三、遵守先例原则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其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判例法。所谓判例法，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产生于法官的判决，即可以从法官判决中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法官判决不仅是根据制定法，也具有宣示法律原则、解释制定法的作用。因此，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实行“遵守先例”的原则。法官的判决不仅适用于所判决的案件本身，而且成为一种先例。法官们在判决时，都要考虑所有的判例，其中不仅包括遵守上级法院的所有判决，也要遵守他们自己法院先前的判决。因此，一个判决一旦做出，这个判决就对做出判决的法官本人也有了约束力。当然，先例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但应该有“明显的理由”。但是，在先例面前，法官们也仍然有他们的主动性，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总会存在可供法官挑选的许多相互冲突的先例。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可以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撤消它不再愿意遵循的先前的判例。如1954年，由沃伦担任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的判决，就推翻了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裁决隔离使用教育设施的作法本身即为不平等。四、法官的挑选和任命中的政治与法官的“政治中立”原则由于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两党主要是通过影响对法官的任命来影响司法过程。根据法治原则，司法系统应严守公正、中立的准则，超越于党派政治之上，但“实际上在选择最高法院或联邦法院法官时，政党倾向或司法哲学是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曾经试图通过任命有本党背景的法官改变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党派构成，目的就是使之更有利于“新政”的实施。后来，尽管对司法任命的非政治化作了努力，使司法决策更多来自法官个人而非党派倾向，但是“法官并未完全摆脱政治性考虑，他们仍然和行政、立法机关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他们必须依靠政党的立法者为其制定预算”。在各州，州法院法官的挑选办法有较大差别，大多数州实行选举产生的办法，而选举又有党派选举和超党派选举之分。具体情况如下：在党派选举中产生法官的有13个州；实行超党派选举的10个州；有4个州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由州长任命的有7个州；另外有16个州实行功绩制。但是，法官不论是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也不论他在担任法官之前有何党派背景，不论曾经担任过什么公职，一旦成为法官，他就不得再参与党派活动，而应保持“政治中立”。因此，行政首脑（总统和州长）实际上不可能控制由他们任命的法官。例如，1952年，最高法院在“杨斯顿钢铁和钢管公司诉索耶案”中拒绝了杜鲁门总统接管钢铁厂的理由，裁决总统的接管违反宪法，而当时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五名是由罗斯福总统任命，四名是由杜鲁门总统任命的。又如，尼克松总统在他的任期内有机会任命了四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法官沃伦·伯格，然而，正是这个包括四名由尼克松本人任命的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中全体一致通过，拒绝了尼克松所提出的理由，裁决尼克松总统应该交出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所要求的录音带。而播放这些录音带揭露了尼克松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面临必然被弹劾的结局，他因而只好选择辞职。这一事件说明，“通过法官的任命来控制最高法院是极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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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专题研究，结合无锡实际和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探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可行路径和有效方式。 一、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 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话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①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不断变化的。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不至于差距过大。从法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相统一。从伦理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者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满足。胡锦涛同志关于"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论述，概括了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权利平等、分配公平、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等多方面。 二、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国家与维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辩证关系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的精髓都在于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当前，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全面认识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辩证统一、协调互进。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法治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把社会公平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只有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制度安排和创新、各项决策和措施才能取得各界广泛认同、广泛支持，法律才能得到普遍服从，社会资源才能得到有效整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才能从中受益，真正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与法治繁荣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公平正义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不可能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在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中，公平正义才有可能实现。 (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如贫富、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稳定。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通过经济发展，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因此，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当前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性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必须直面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我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公平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配不公。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富民政策包含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但有些地方不讲辩证法，造成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的相关调查显示，在领导干部对2002 年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判断中，收入差距问题被列在第一位。 (二)就业和用人不公。就业过程普遍存在着一些歧视性的做法，如性别、户口、生理等方面的歧视，安徽芜湖就曾发生过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乙肝歧视案"。买官卖官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已构成职务犯罪，如近两年查处的少数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以权谋私，买官卖官，造成权力和地位方面分配不公。 (三)教育不公。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在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上的不公平，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在发挥其潜能方面的机会不公平，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贫困生比例上升。就无锡而言，在高等教育方面，既享受不到北京、上海等地的高入学率，也享受不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低入学标准。同时弱势群体子女教育问题更为突出，贫困农民和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严重。 (四)社会保障不公。相对而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情况逐步改善，而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很不理想，政府提供的相应保障非常有限。可以说，农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看病难"、"因病返贫"问题相当突出。有的地方国家机关医保改革比较"彻底"，但配套措施并没有跟上，同时有的单位仍实行老办法，医疗保障不公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五)立法不公。主要表现在：立法机关人员构成不够合理，相当一部分人员是从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中产生，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以贫困农民、民工和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很难直接参与立法过程，不利于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有的法律规定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不相适应。 (六)司法不公。有些地方不严格执法、不重视程序和人权的问题时有发生。突出表现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羁押，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罚不当罪，罪刑不适应，权钱交易，以钱抵刑，徇私、徇情枉法，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如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某市中级法院就查处了多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其中反映的司法不公、不廉问题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七)私权保障不力。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公共利益为名，侵占私人权益和私人财产，或在私权受到侵犯后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如有的地方政府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再以低价转让给开发商，或虽然按公开的市场价格将农民土地转让，但从中获取差价，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思考 深入认识和分析当前无锡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加快推进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构建进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树立科学的和谐正义观。所谓和谐正义，就是"为了达到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调适互为对象性存在的诸方面关系的共同法则。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和谐正义是平衡万物价值的金规则，是整合程序上的和谐正义和实质上的和谐正义的平台"。②具体来说，要着力做好三点：一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把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过程作为追求和实现公平的过程，在动态发展中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二是以强化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监督是文明社会进行社会关系调适的最基本的手段，它的发挥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种种侵犯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和一些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通过有效的监督，逐步消除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政策性障碍和人为性障碍，同时加大反腐败力度，降低因以权谋私行为对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的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三是全面认识公平的历史性和相对性，防止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或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追求公平。 (二)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放到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分配的公平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权利平等和司法公正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因此，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③而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同时，必须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来抓。只有把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好、实现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否则，就难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影响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健康发展。 (三)维护和实现行政公平。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从市场经济的逻辑上看也应如此。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效率由市场去安排，公平则由政府管理"。④实践表明，政府不主持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就会严重缺失。当前，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即：将注意力由集中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建设，注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及相关问题，如三农问题和土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问题等；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公平正义需要通过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而政府能否依法行政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 (四)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讲，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核心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此，必须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当前，应高度重视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尊重司法权威，确保司法公正，为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司法机关也应切实负起责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满足人们的合理诉求，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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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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