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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很难和政治划清楚，政治是上层建筑，它很自然地要影响到文学。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有两派，毛爷爷就教导我们说：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是想周作人等也提倡为文学而文学。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文学与政治该如何相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既不能完全将二者割裂开来，幻想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也不能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的工具，这就丧失了文学的初衷。在我看来，二者关系紧密，不可能像某些人所幻想的完全割裂，互不干扰，也就是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现象：凡是政权割据、天下分裂的时期，这时期的思想论争就比较自由；凡是国家统一、政权归于一统，相应地，思想论争就会相对谨慎，甚至沉寂乃至于“万马齐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井喷现象，那时候诸侯纷争，政治无暇大规模干预这种文化活动。自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一统政权时，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就显得从心所欲，统一文字、焚书坑儒就是典型的政治干预文学现象。魏晋时期的政治高压使得文人崇尚清谈，喜论玄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等，都是政治干预文学的典例。反过来，文学对政治也不是束手无策，听之任之。史官的如椽大笔、言官及谏官的“犯颜直谏”“风闻言事”、帝王的《起居注》都是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刘禹锡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招来的是被讥讽的新权贵再次贬黜地方；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换来宪宗的“夕贬潮阳路八千”；戴明世、吕留良之徒再不必说……当然，以上只是历史上文学与政治间的部分较量，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只能是提供经验，而不能一以贯之。 在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即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照搬以往的“工具论”和“平行论”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一方面政治需要文学来提供舆论，来实现一些政治目的，政治也约束着文学，政治不可能放任文学游离于政治之外：另一方面，文学既回应着政治的召唤，为政治提供服务，但文学也试图尽量削弱政治对文学的关照。一言以蔽之，文学与政治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好比是一对情侣，相爱相杀。在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依然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
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我
做论文？依据自己的见解去写 现在例子这么多 依据中国 ，日本，美国 可以依据这些去做文章啊 有钱啊 经济好 攻打阿富汗 抢占伊拉克 对不对？这么多犀利的事件 我就不信在你脑海中还没有形成论文？
可以看一下亨廷顿的书，他写的就是着眼于文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
这个和政治貌似关系不大，政治无非就是各种组织与个体关系的抽象化。我虽然没有你学习的年限多，但是我认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一定是源于文化，因为文化充当头脑的成分，没有文化来连接，国际政治构不成完整的格局，也更不会有“一超多强”“多极化”之说。所以，我认为，注重文化肯定是为了维护国际政治，而对于世界的角度是如此，对于各个国家而言，自己文化的发达意味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与国际其他国家联系的机会增多。提纲我不会写，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我的见解作参考。这篇论文你可以写文化的重要，以小见大，延伸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其实你多看些新闻，以后再有这样的论文你就不会愁了！
当今社会保障房混乱的现象。其一，“移花接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紧绷，用保障房项目套取专项资金。今年要开工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房中，有400万套是棚户区改造住房。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2011年以来，许多商业银行对棚户区改造任务集中的省份专门设立了“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但是在贷款审批和发放过程中，却被某些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钻了空子。 上海某中小房地产开发商杨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以来银行信贷政策持续收紧，中小房地产开发商只能“各显神通”找钱。据杨希介绍，山西、陕西、河北等都有专项的棚户区改造贷款，今年有许多上海中小开发商就奔赴这些地方，从某些当地银行走关系、巧立名目拿到贷款资金后再想办法挪到外省其他的房地产项目中。“不过，大部分都是中小开发商去打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的主意，而且资金量也不大，也就几千万元。”杨希表示：“保障房是个筐，啥都往里装。现在只要你的项目和保障房沾边，审批都特快，银行贷款也能很快到位。其实我们拿了钱去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其二，“先私后公”：房地产开发企业配建保障房项目，挪用保障房建设资金。 北京某建筑材料供应商尹海前段时间就刚刚终止了给大兴某在建保障房项目供应建筑材料的合同。尹海表示，他所供应的建筑材料，既提供给房地产开发商本身的商业地产项目，又提供给其配建的保障房项目。“而每每到了回款时间，对方肯定是先把商业地产的项目款结了，保障房那部分的资金则是一拖再拖，时间长了我们实在是受不了。目前，我们只给这个开发商的商业地产项目供应材料了。”尹海介绍，该保障房项目规划有9栋，从去年到现在才建成了4栋，工期一再拖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保障房项目建设、采购原材料等资金一再被挪用。 其三，“瘦身钢筋”：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保利润，侵占保障房项目建设资金，压低建设成本。 近期有媒体报道了南宁、石家庄等多地的保障性住房被查出存在砌筑质量不高、使用“瘦身钢筋”、安全隐患较多、材料报验和工序验收把关不严等问题。有地方保障房项目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类似“瘦身钢筋”的问题确实存在。“由于投入资金不足，保障房建设标准总的来说不高。基本的质量标准能保证就不错了，房屋结构设计、外观造型设计、长期安全问题等很难像商业住宅项目一样高标准执行。”另外，由于今年以来人工成本接连上涨，房地产开发商在保障房项目建设中，往往出于成本考虑压缩人工成本，导致项目建设进度迟迟不能推进。
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民主法制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二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话题。我们讲公平正义，就是要针对当前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三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现代社会的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支柱。强调诚信友爱就是要求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四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力是社会前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强化创新意识，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都是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条件支撑。要使社会充分释放活力，必须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五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安定有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解决和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都是政法机关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六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平衡，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都是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我认为，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延伸，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此，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创建社会和谐。长征精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国民旅游素质 近日，中国有关部门出台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提出了一些有关国民在旅游时应该遵守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报道称，出台“指南”和“公约”，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塑造中国公民良好的国际形象这几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少数中国公民在旅游时由于种种不文明的举动与行为，受到各方的侧目和批评，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中国人的整体形象。中国人自己都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一些国人的生活陋习与文明和礼仪相去又何其远也。“指南”和“公约”中列举的一些比较典型的、国人又常常会不经意“露一手”的坏习惯，无意中让外国人留下了对中国人的不良印象。 现在中国大陆高层提倡建筑“和谐社会”，是十分及时的。只有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人们才能自觉地讲礼仪，讲文明。而要做好这一点，当政者注重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是一项重要的工程，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这中间包括建立健全的社会体制、用人制度，消灭权钱勾结，缩小贫富差距，等等。让广大的老百姓心中少点“气”，多点心情舒畅，社会就会多点“和谐”。 在这样的社会大氛围中，国民的文明和礼仪更容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动。 一个国家的强大和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实力上，同时也体现在公民的文明、礼仪程度上。且让世界先从中国公民的旅游文明上看到泱泱中华的大国风范和国民的良好素质吧大庆建设卫生城市的 通过大庆建设卫生城市,市环境质量和整体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以下十大突破。1、城市规划经专家论证不断修编完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2、街道路桥设施建设取得了惊人变化；3、解决了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问题；4、在污水无害化处理上为我省开辟了先河；5、建设了一批现代化城市形象工程；6、改善了城市饮用水质量；7、生态环保建设取得重大突破；8、结束了黄土见天、绿色草木难活的历史；9、市政工程配套建设和改造上取得可喜成绩；10、老旧城区和结合部改造上取得重大突破。 这次建设主要内容包括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和治制建设，健康教育，市容环境卫生，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等。
高中政治小论文写作指导，供你参考！一、认真学习基本理念，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政治小论文总的要求是要求能运用思想政治课上学习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去分析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因此，要写好政治小论文，一方面要紧密结合思想政治课教学，认真学习基本理论，掌握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要走出课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思潮及其变化，深入工厂、农村、商店参加社会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从社会生活中寻找和提炼材料，掌握丰富的第一手素材，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灵感，这也是小论文创作的唯一源泉。如在高中学生学习完高一(上)第三课《企业和经营者》后，要求写一篇以经营者的素质与企业的发展为主题的小论文，首先要求具体了解企业的基本知识、企业经营者必须具备的思想道德素质与业务素质等课本知识；其次，要深入工厂、企业等部门实地调查走访，收集企业经营成功或失败的事例材料，为小论文写作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二、紧跟形势，独立思考，写出小论文的新意。在小论文写作过程中，要善于对平凡的事情进行深入分析，寻找出其不寻常之处，要重视小论文的新意。所谓新意，就是指小论文的观点要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写出有新意的小论文，首先要认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理论知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当今国内外的时事形势，积极投身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和集体、国家以至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才能亲身感受到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的新人、新事、新思想，进发出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思想火花。同时，要独立思考，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寻找素材，抓住不放，深入调查，分析研究，逐步从外部行为摸清的思想根源和实质，从表面现象透视问题的实质，分析研究，逐步从外部行为摸清事情的思想根源和实质，从表面现象透视问题的实质。如在撰写关于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小论文冒，除了要认真学习书本上关于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知识外，更重要的要了解党和国家现阶段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紧跟当前国企改革的形势，深入分析、认真思考，才能找出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的切入点。三、认真分析，深入研究，做到小论文的事理相统一。文章的事与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治小论文，要求一事一议，事理交融，层次清楚，说明力强。要明白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努力去掌握丰富的材料，注意用事实说话，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信服。要对在实践中取得的感性材料进行认真的整理和分析，经过严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才能把道理讲明白、观点说清楚，使论文主题升华，以人以启发。在文章结构上，无论是通过人和事来说明一定的道理，还是运用一定的原理去分析人和事，都必须注意观点和材料相一致，真正做到事理交融、事理统一。同时，要使文章的层次清楚，结构合理，才能使人感到自然、真切、合情合理，有说服力，防止颠三倒四，杂乱无章。四、以小见大，材料精要，语言简练。短小精悍是小论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小论文的题目要小，力求以小见大，更有利于全面、深入、透彻地把问题分析清楚。相反，如果题目太大，写多了就长，写短了就空，很难符合要求。写作小论文，需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细心观察，占有尽可能丰富而又合乎实际的材料，民时，要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整理，选用典型而又具体、生动的材料，选材要精，才会恰到了处。小论文的语言要精练、简明，初稿写完后，要多看几遍，仔细推敲，反复修改，做到文句通顺、条理清楚、语言简练。
政治需要法律来维系
它们是互相依存的
所谓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为手段。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社会和谐。法律一般限于宪法。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它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和发展，法律将随着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个人认为 政治要大于法律 因为法律来源于政治体系，根据上面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法律是为约束人们的行为而诞生的。而且纵观各种社会现象你也可以理解，政治的行为是大于法律的！
政治对内讲是如何治理国家，对外讲主要可以是进行维护扩大国家利益的活动，制定法律以维护国家的运转，包括执行法律，这属于政治活动。战争是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手段，军人要懂些政治，做群众工作，这样才能打好仗。看到的一些打仗水平相当高的，搞不过搞政治的和懂些军事的，实际上就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决定的。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
高中什么的？
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的实现需要法律来保障。
第一，政治和法律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政治比法律涉及的范围广泛。在一国中，法律体系是单一的，而政治力量却是多样的。法律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反对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第二，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手段之一，法律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第三，法律必然以政治为指导，沿着政治的方向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区别：第一，法律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政治责任则比较笼统，不可能完全精确地由法律明文规定。第二，政治责任的实现相对于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法律责任的实现而言具有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