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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的定义，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有过许多解释。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多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市，指的使交易市常“市，买卖所之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1） 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 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促进物业管理发展 营造美好家园 随着城市的改扩建进一步加快，成片的新建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为我市竖起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但如何管理好这些小区，不至于一年新、二年旧、三年破，值得大家深思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吉安晚报推出的《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和谐家园》专栏，就是针对我市目前物业管理行业和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业主和物业企业搭建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平台，更好地协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同步增长。物业管理作为小区管理的一种好的形式，它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他包揽了小区的多种管理和服务，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涉及小区管理职责的一个社会总代管，不仅解决了小区的后顾之忧，让业主实现了安居的梦想，而且能营造一个又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对建设和谐平安吉安、创建“三城”活动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凡值得参观、学习的小区，规划和建设的档次都比较高，都有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和良好的物业管理，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都舍得投入，希望打造精品小区。但由于，我市物业企业基础较差，物业行业发展较慢，城区老的住宅小区难以普遍推行物业管理，新建住宅小区有的在规划和建设中也忽视物业管理必要的设施要求，因此，城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还不高，已管的小区也因客观、主观等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收费难、收费标准低，导致物业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寅吃卯粮，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脏乱的小区可能随时出现。可是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的一个基本单元，管理的好不好，能直接反映出城市的文明卫生状况，小区搞不好，城市的脏乱差就解决不了，而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中是造就不出高素质的文明市民，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就会在此滋生蔓延。 通过这次专栏节目，广泛宣传物业管理政策法规，引导人们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明确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让业主克服买了房子就买了一切，只要服务不想交费，或是交了有限的费用享受无限服务的行为；让企业克服把物业管理看成一种权力，重管理轻服务，多收费少服务的现象。其实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有矛盾实属正常，关键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搞好小区管理。所以要求企业不断自我完善，提供规范而又满意的服务；业主树立住房消费意识，主动配合物业服务；加强沟通联系，时常换位思考，不断密切关系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督，这样我市的物业管理行业就能健康稳步的发展。西苑小区物业服务处 涂 12---8288563
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城市城镇建设论文作者：本站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06-9-22 18:34:00 发布人：admin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目前的工业文明虽取得很大成就，但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当前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过渡，这种新文明即为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也将从工业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从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生态化发展模式。 生态化发展模式是在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顾人类福利和生态后果的唯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兼顾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持续发展的，注重复合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生态化发展模式是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开拓新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城市生态化及其发展对策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所谓城市生态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化"已不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蕴含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内容，城市生态化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人-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生态化表现为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及健康水平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有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化表现为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交通和住区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经济增长，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质量的提高，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环境生态化表现为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自然环境及其演进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开发建设活动始终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开发模式向复合生态开发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一场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中国特色"城市生态化发展之路。以下几点建议对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是重要的。 1 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首先必须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只有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才会改变!自觉的生态意识是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关键。 2 制定行动计划，实施符合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政策 城市生态化应作为我国城市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并与《中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政策、计划中去。改变以前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政策、计划，制定城市各领域、各行业生态化发展的战略、步骤、目标等，并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加快城市生态化发展步伐，使城市逐步走上生态化发展道路。 3 加强生态立法 建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法规综合体系，使城市生态化发展法律化、制度化，是保证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样城市生态化发展得到法律保证，有法可依，对不符合生态化发展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4 设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职能机构 在城市各机构中可通过联合设立综合的、跨部门的生态化发展管理决策机构，组织、协调、监督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作为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宣传、咨询、交流和推广中心。 5 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凡是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环境污染、社会异化、经济非持续发展的技术，都是与生态化发展相违背的，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生态学原理创造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城市生态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积极选择"适宜技术"，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无)污、低(无)废、低耗，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是实现城市生态化的基础。 6 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仅仅注重自身繁荣，而掠夺外界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都是与生态化发展背道而驰的。城市间、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技术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它城市的利益。 2 走向生态城市 1 生态城市释义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市(ecocity)。"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前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1，2〕。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保护环境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它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形式，自然、城、人溶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包含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系统和谐三方面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才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 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实质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城市价值取向所在，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内涵式"的，采用有利于保护自然价值，又有利于创造社会文化价值的"生态技术"，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实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太阳能、水电、风能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形式，智力将成为资源的开发方向〔5〕，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循环利用；从生态社会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将"生态化"。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建立有自觉保护环境、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机制，有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社会环境；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达到动态平衡状态。它具备良好的生产、生活和还原缓冲功能，具备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城市发生和发展，以及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保证生态城市的持续稳定〔6〕。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高效利用，自然的演进过程也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复合体，城与乡融合、互为一体，这里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从不同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它会有不同的"面目"，即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态城市的内涵。以上几方面实际上也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叉的。总之，生态城市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 2 生态城市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p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现在人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关心人、陶冶人的"爱的器官"，文化是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性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p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 p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其发展的健康、持续、协调。 p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p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区域观念就是全球观念。 3 生态城市创建策略 现代城市与生态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不能因此而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尽善尽美、不可实现的理想乌托邦。现代城市到生态城市可能是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1990)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的倡议，并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7〕。 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致力于疏浚城市内部、外部物质与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研究，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保护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设立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部门，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 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building)，力求为居民创造多样的自由生存空间； 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 调整和完善城市生态经济结构； 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 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取消汽车补贴政策； 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这十项计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生态城市建设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城市不可照搬，只有从国情和城市实际出发来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生态城市道路。但一些成功经验应该借鉴的。 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走"，即三个阶段： 第一步：起步期(初级阶段) 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对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初步调整，为建设阶段作好准备、打下基础。第二步：建设期(过渡阶段)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进一步增强人的生态意识，使之自觉广泛参与生态化建设。第三步：成型期(高级阶段) 这一阶段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强。但若其正负反馈失衡或自我调控失灵也会导致衰败。 以上三个阶段，对于不同城市因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第一步和第二步实际上就是城市生态化发展阶段，生态城市则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高级境界。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已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有很多城市仍在继续重蹈传统工业化发展老路。 3 结语 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已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反自然"的，与生态城市价值观是相悖的，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摘要：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文章阐述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回顾了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城市化的几种模式，并探求适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最后指出中国应走多样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主要是指乡村变成城市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居住区的逐渐扩大，非农业活动的转移和聚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改革开放使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城市化的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不相协调，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战略等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将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研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世界城市化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纪以来，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的水平，截至#$$%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几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近几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年的0"(1$*提高到!""0年的&"(’0*，城市数量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个增加到目前的%%"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达&%个，城市经济对中国的贡献率已超过)"*。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年内，若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于#*的增长率计算，到!"!"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大概要达到’’4%"*，城市人口大概可达14$个亿。城市化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56789:;(<=>?@>A8）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城市发展报告（!""04!""&）》统计显示，!""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B%$&亿元（人均超过#"""美元），其中全部地级城市（不包括辖县）创造的约占全国的%0*，超过#"""亿元的城市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杭州、沈阳、南京、佛山、大连、重庆、成都#0个城市。+!,可见城市发展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龙头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据世界银行统计，!""#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而中国是0%()*。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0$个百分点。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统计，#$%’年到!"""年，中国工业化提升幅度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倍，而城市化提升幅度仅为这些国家的&%*。!"""年城市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0个百分点。+0（,%"）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未来!"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是畸形的、没有后劲的。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化。!"#$%&’&(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战略的演变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主要是由政府发动和引导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年为起步阶段。)*"*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市人口只有,-’,万人，城市化水平仅为)/’0，不仅远远低于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0，而且还低于当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0。经过2年时间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又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这个阶段城市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同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城市人口比重稳定上升，每年增加城镇人口"",万，年均增长率-/’0，所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机械增长占了,’0。1年间城市化水平由*/,0上升为)2/10。设市数量从)2,个增加到)-1个。)*,1+)*--年为反复和停滞阶段。具体又可以分为)*,1+)*’年的过度城市化、)*’)+)*’,年的第一次反城市化和)*’’+)*-’年的第二次反城市化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推行“大跃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0，城镇人口比重从)*,-年的)2/10猛增到)*’年底)’/’)0。!,#$%)*+)))(增加的人口大大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国家不得不精简职工，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反向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下降到)"/&0。在)年文革时期，城市化处于倒退停滞状态，城市人口继续负增长，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了)&/1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及其比重上升。从)*年到)**,年的),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二是由于受到各种政策和体制的作用，上世纪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小城镇迅速发展。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34%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52。但上世纪*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被迫进入调整。&世纪*年代以后，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目前约有&亿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但加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城市化战略的几经摇摆，举棋不定。)*-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年)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年，国家又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此后)多年间，学术界曾有过几次关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谁是重点的争论。城市发展方针从“控制大城市规模”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表明国家对大城市规模的控制不仅不打算放松，反而力图加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五’计划纲要》对城镇化发展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一直倾向于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主张，尽管如此，实践的发展却偏离了设想的轨道。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抑制。从&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年代深圳建设和*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地位，中国沿海地区大城市通过设置各类开发区，也使城市的用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城市规模与政策制定关系不大，城市规模不能作为城市发展方针制定的依据。三、对目前几种城市化道路模式的分析在要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认识上，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但在重点发展哪种类型的城市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多年间，争议颇多。)/大城市模式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中国的管理部门，虽然总是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实践上看，大城市发展的速度最快。近年来，人们提出了应优先发展大城市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年全国#""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个，有!%个是省会城市。它们绝大多数都是该省区的首位城市，几乎都是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及新型的开放城市。其次，中国的大城市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既是组织区域专业化分工和经济联合的强大的生产中心，也是组织物资集散的商品流通的中心。再次，中国大城市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发展潜力大。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电讯业、电子信息产业、国际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第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向中期集中化阶段转变。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对规模化、集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产生高效益的关键，其发展有明显的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水平的人才和充足的劳动力。大多数认同规模经济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第四、大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将遵循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走上大城市的发展道路。&%(*+!%,-长期以来，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往往抱有忧虑和恐惧，一些学者也对大城市发展持批评态度。认为发展大城市，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无序、资源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跟不上等“大城市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宜把“大城市病”看得过重，它在社会经济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治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说，在大城市聚集大量人口更合理。分散式居住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更不经济，更缺乏效益。相反，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小城镇病”，如农村中出现的乡镇工业分散、小城镇建设无序化等现象，比一般的“大城市病”更难于治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城市提出做“强”做“大”的目标，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却没有跟上。要想强大城市，不是搞圈地运动，不在于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关键是提高城市的实力和竞争力，完善城市功能，真正把城市发展好。!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等城市处于即将升为大城市的特殊地位，发展潜力巨大而且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与大、小城市相比，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会更大，同时中等城市也易于吸引大城市中结构性剩余的科技力量、设备和资金。这种对上对下的强大吸纳能力，使大城市富余科技力量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这里进行有效地配置，有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其二，中等城市往往是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大城市辐射的中转站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转站。其三，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差。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中等城市不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与农村交流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国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出路，并且不会带来较大的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小城镇模式赞成发展小城镇者认为：小城镇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点，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具有为周围乡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工业品的功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还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村资源的转化，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国情出发，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有效减轻大城市压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差、资金短缺、大量占用耕地、环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单一低下、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差、吸纳劳动力能力逐年下降等问题，成为发展的极大障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赞成者认为，小城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产生的，发展小城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关于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还和对“城市化”及“城镇化”概念的模糊认识有关。国际上通行“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我国，从中央领导人谈话到一些重要文件却以“城镇化”的叫法更为普遍。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与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本质含义是一样的，就像现代化和近代化都是“!"#$%&’()*+("’”的中文翻译一样，“城市化”和“城镇化”也都是“,&-*’()*+("’”的中文翻译，是通用语言。城市化和城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城市”还是“城镇”都包括“市”和“镇”两个组成部分。然而有研究者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上作不同的解释，认为城市化就是发展城市，城镇化就是发展小城镇。他们提出，“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国际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采用城镇化的提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作用”。“我们在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经常看到‘城镇化’而少用‘城市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市’和
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上百度查一下就有相关的了,修改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就生活提高了。人们幸福指数提高了，穿着打扮也漂漂亮亮的。每天都有许多好吃的。
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 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 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 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 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 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 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 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 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 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 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的家乡简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龙泉山东麓，距省会成都仅55公里，素有"蜀都东来第一州"的美誉。这几年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看那一栋栋的高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川空文化广场的建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玩耍的好去处；十里坝工业园区的建成，加速了简阳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作为一名简阳人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家乡的日益兴旺，家乡的重大变化。一、建成村村通公路，开发旅游环线俗话说的好"要致富，先修路"。为推动各乡镇经济的不断发展，简阳市政府实施了"村村通"开发工程。通过实施"村村通"把各乡镇以前的土路修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平整公路,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开发"两湖一山"简阳市政府新修了养马--三岔丹景人头石旅游环线公路，通过新建的旅游环线，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简阳进行旅游观光和投资。因此，加快了简阳经济发展的步伐。二、实施街道扩建工近年来，经过简阳市政府实施的街道扩建工程后，昔日狭窄的街道不见了，堵车的现象也没有了。我们看见的是街道变宽，还有街道两旁摆上了一盆盆鲜花。这样做不但美化了环境，而且使简阳变的更加美丽。如今，车辆和行人虽然增加了，但却不再拥挤、堵塞。人行道上铺上了各种颜色的彩砖，街道两旁并排种着高大茂盛，挺拔有力的树木，让街道变得非常整洁、漂亮。三、扩建建设西路新建南环线，缓解交通拥挤在西峰岭处，有一条与简阳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以前，由于成渝高速公路出口进入简阳市区的行车道狭窄造成车辆车速受到限制，与快捷方便的高速公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简阳市政府从大局出发，从高速路出口开始扩展加宽了建设西路行车道，让车速得到了大大提高。建设路是外来车辆进入简阳市区必经的一条重要公路，在建设路上有一条铁路与建设路交叉。每遇火车来临，由于火车经过必须强制关闭公路道口，让铁路上的火车先行使，待火车安全行使完毕后公路上的汽车才能行使，加上这节路段距离较短，路面不宽平时都经常发生交通拥挤堵塞，遇上火车经过两边的车辆几分钟就会堵塞二、三十米，甚至危及行人和车辆安全。为改变这种状况，简阳市政府投巨资建成了南环线，建成后的南环线与成渝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建设西路相连接；从高速路出口的车辆进入简阳市区可以改道行驶在南环线，南环线设计的是下穿铁路，铁路与公路分道行驶，将彻底改变火车来临时，建设路交通拥挤和堵塞现象。南环线的建成加快了简阳市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促使简阳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四、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在北门交叉路口、建设路等交通地段以前没有设置任何交通警示标志，致使过往车辆不能正确按照路线行驶，交通事故时而发生。现在，在北门桥、滨江路、火车站、医院路、西路等交通路口都增设了红绿灯交通警示标志，在车辆频繁路段增加交警站岗执勤，十字路口上的交警井井有条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安全行驶，增设的双、单行道和停车位，为车辆的安全行驶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如今简阳市交通秩序顺畅，行人安全意识提高，让人们享受着文明带来的和谐。五、开发射洪坝新区，新建沱三桥为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简阳市人民政府投资建成了沱江二桥把简阳市的新旧城区联成一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射洪坝新城区的开发已经启动，目前正在建设沱江三桥。建设中的沱三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番井然有序的场面：挖土机正在来回工作着，工人叔叔正繁忙的耕耘着，有的在抬钢筋，有的在挖泥土，有的……忙的不亦乐乎，他们正在为建设中的沱三桥添砖加瓦，沱三桥通车后将连接城区与射洪坝新区的交通，交通更加顺畅，必将推动着简阳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啊，家乡的变化真大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简阳一定会飞黄腾达，成为家喻户晓的文明城市！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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