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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论据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围绕相关制度，给出对应在疫情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果来证明这个制度的优势。议论文写作要体现出论点、论据和论证，而且论点要鲜明、准确，论点最好放在文章的开头，用一句话，而且是判断句式，把中心论点都摆出来，同时文章内容结构要严谨，逻辑性也要强，议论文的语言必须是准确、生动、符合逻辑。下面是一则范例：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非凡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考验着各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一、抗疫斗争充分展现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我们党正是依靠人民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次抗疫斗争，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体现为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病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参考。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我们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无疑是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决策。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这一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个政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表现，最能检验其领导力。我们党在抗疫大战中所发挥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展现了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二、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凝聚起同心同德、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要经受住这场历史大考，必须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迅速组织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各行各业都自觉扛起责任，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勇挑重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各类民营企业、民办医院、慈善机构、养老院、福利院等积极出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依靠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社会群体团结凝聚起来，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各方面关系都要协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不少方面一度按下“暂停键”，但群众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社会秩序总体正常。我们党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推动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全面展开，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三、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采取了正确的防控措施，更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很多人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人民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宗旨，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我们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担责。依靠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我们不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也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四、不断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深刻启示我们，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坚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做到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努力提高面向未来的“答卷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考验，不断化危为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具体看学校，学校应该会有要求格式的
给你推荐几篇范文，供你参考。 1,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构建和谐校园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教育问题放在了第八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分别将教育问题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里，现在放在社会建设里，表明教育问题事关民生，事关和谐社会建设，也反映了党中央在‘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格局中对教育的新思考、新认识。”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十七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让人感到很振奋，“十五大报告谈到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时，说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这次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的基础地位更高了，上升到了民族振兴的高度。” 花湖小学全体教师在市教委和区教委的统一部署下学习十七大会议精神。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战略部署。报告鲜明地提出要高举一面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一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报告强调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放在首位，把实现教育公平作为基本国家政策。明确提出要实施素质教育，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建设学习型社会。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教育工作的目标、任务、方针和要求，为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我们大家要认真学习贯彻胡总书记十七大报告，把思想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深刻领会，把握实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其次是要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大力弘扬人民教师胸怀祖国、热爱人民，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潜心研究的表率。 学习后，令大家群情振奋，充满信心，备受鼓舞。大家认为，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内容全面精辟，思想内涵十分深刻。无论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还是提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新要求，明确改善民生六大任务，处处体现了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大家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支持。 其次，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样一个奋斗目标，是了不起的一个决策。“十六大报告时提到了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这次明确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从这个目标出发认识教育，教育的作用就更突出了。” 教育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社会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质，明确了政府和学校的责任，也是报告关于教育方面的一大特点。 作为一名新时期人民教师，我对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教育质量”十分敏感：“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关键是两点，一是要提高学生培养的质量，二是提高产生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的水平。任务是很重的。” 小学作为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学校，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国家发展竞争力上负有重要使命，要多作贡献。 2，《构建和谐校园，共创美好明天》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构建和谐校园，共创美好明天》。 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也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点。实现和谐，是古往今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和谐校园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和谐的校园，是社会与学校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学生与老师的和谐，同学之间的和谐。构建和谐校园，需要我们每个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个积极主动的心态。 生活在学校中，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护学校干净、整洁的环境，维护学校的良好形象。这不仅需要值日生每天按时打扫卫生，每个同学自觉做起，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等，更需要大家懂得自己在校园中代表班集体、在校外代表学校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做到语言文明，举止端庄，讲礼貌，懂礼仪。在社会树立良好的养正形象，从而打造学校与社会的和谐。 在学校，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听课、学习。在这个环节中，需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是老师给了我们文化知识的启迪，使我们从无知到有知，从幼稚走向成熟。老师给了我们知识的雨露，需要的是我们全身心的接受，珍惜老师的付出，尊重老师的劳动。师生互敬互爱，从而打造和谐的学习氛围。 学校中，建立和谐的同学关系，对于我们的学校生活和学习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心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让他们感受到和谐校园的温馨。保持良好的心态，宽容待人，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换另一颗真诚的心。同学之间友好相处，从而打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构建和谐校园需要建立好的学风、好的校风。我们要倡导一种蓬勃向上的团队作风，一种脚踏实地的学习精神，将学风建设的目标指向“理想、团结、自强、成材”。一种团结奋进的班风和刻苦勤奋的学风能促使个人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好的校风如春风化雨，不声不响地吸引每个学子奋勇向前，为了理想而努力拼搏。校风积极向上，从而打造和谐的教育氛围。 和谐，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果校园是一棵绿树，那么和谐便是树上的枝枝叶叶；如果校园是一片蔚蓝的天空，那么和谐便是空中一排排成群结队的飞鸟；如果校园是一泓清泉，那么和谐便是泉眼中一滴滴甘甜的泉水。 因为有了和谐，我们在校园中得到的是丝丝春雨、缕缕阳光和阵阵微风；因为有了和谐，我们在老师和同学间得到的是鼓励、赞赏和理解。 只要我们每一位同学都为此而努力，因自己的力量而使校园更加和谐，我们的养正小学就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3，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忆往昔，展未来，共发展》。 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先请大家回忆一下：五年前的我们，是一副怎样的生活状态？五年前，也就是2002年，那时，我还在上初中，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大多都已经参加工作，有可能正在为xxx的发展壮大而四处奔波。那个时候，谁若是拥有一部手机，可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会有许多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五年过去了，我们暂且不提在座的各位老师，相信几乎每个同学的手中都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手机，而且款式相当新颖。是什么使的我们的生活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是我们的党！是我党执政为民的方针路线！ 五年前，党的十六大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确定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工作方针。从此，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显著提高。五年前，可能没有人会想到，今天的大学生可以利用计算机帮助自己学习，但是五年后的今天，就我们xxx来看，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同学，在课余时间利用计算机帮助自己学习AOTO CAD 等专业课程，这些变化，这些成就，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即将结束，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记得在十六大结束的时候，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对记者谈起，过去海尔集团每年的销售利润为10亿元，自从召开了党的十五大，为企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现在海尔集团每年的销售利润可以达到100亿！是什么为海尔集团带来再次腾飞的机会？是我们的党，是我党制定的良好经济政策！ 还有半年的时间，党的十七大将会如期召开。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确定了“抓活大的，放活小的”的方针政策，十六大确定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执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方针路线。我们有理由相信，党的十七大定会一如既往的制定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政策，同时我们更加相信，在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将会有日新月异的变化！ 党的十七大，既是一座里程碑，同时，又是一个起点，那么，在这个起点处，由谁来担任建设祖国的重任呢？答案是我们！五年前，老师告诉我们，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为国家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能力，并时刻准备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眼下，我党正在号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为只有和谐，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会有更长久的发展！同样，我们也需要共建一个和谐校园，因为只有在一个和谐的氛围当中，我们才能安心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为更快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相信在党的十七大结束之后，我们将成为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主力军，必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当中一展身手，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突出的贡献！ 4，十七大(十7大)演讲稿-紧跟党的旗帜走 海阔扬旗催奋进，艳阳高照化境空。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庄严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近60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基本经验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旗帜就是纲领。恩格斯曾说，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就是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旗帜是理想，旗帜是信念，旗帜是力量。没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民族必然一盘散沙，是没有作为与希望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党的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高高举起，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表达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 “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党的最高纲领。在现阶段，则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现阶段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联系与结合，既不断地朝着最高理想前进，又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符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今天，13亿中国人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和实惠，因而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党心民心、奋力开拓进取的精神纽带与灵魂。 旗帜是主义的标志。主义是什么？主义就是理论，就是思想。没有科学的主义导引，个人如同盲人骑瞎马、国家则像一部未置方向盘的汽车，都将一事无成甚至一败涂地。“掌旗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在长期的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扎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顺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形成并发展具有鲜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旗帜是方向的灯塔。一个国家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正确发展之路。“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阳光大道、自强大道和发展大道。满怀激情而又大踏步地前进在这条大道上，这是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心与意志。 “旗有众铃以令众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是一项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时下，道路更加明确，航道更加顺畅，正是扬帆时。我们必须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契机，深刻认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深刻认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的极端重要性，更加自觉地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认识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5，,带着渴望，带着期盼，怀着激情，怀着敬意。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倒碧霄。”在这个季节里，我们花儿飘香满山城的校园，正以着一副“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蓬勃姿态向党的十七大致敬，我们举办本次隆重的比赛，也在向党证明：亲爱的中国共产党啊，请看吧，祖国人民尊敬您，爱戴您，莘莘学子亦会用实际行动向您证明，我们，永远追随您！ 不妨让我们先回顾一段历史吧。那时中华五十年，胡锦涛时任党中央。十年间，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搞统一，收回香港澳门；斩荆棘，中国入世腾飞；兴体育，2008看北京；求和谐，共建“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予观夫八荣八耻，值世纪千年，衔古推今，也可呈“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乃党之大幸也！ 时人之述备矣，然则，中华大地千万里，革除情况不居一。对此感触，得无异乎？因此，若夫风雨如晦，国破山河碎的危机时刻，饯行“八荣八耻”，英雄们会是何等壮烈，那时要抛头颅，撒热血的啊！还记得保卫黄河里纳省振奋人心的呼喊吗：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此时，千万共产党员，当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至若春和景明，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在饯行“八荣八耻，共创和谐”虽不会轰轰烈烈，但平平淡淡才是真啊！新中国成立至今，有着那么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何曾有过名，有过利。他们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默默的耕耘着、奋斗着、付出着、但我敢说，他们的心情，绝对是愉悦的，为人民服务，其乐无穷啊！此时，真会是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然而谁有能保证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呢？ 从黄土高原到生命禁区、从白山黑水到鱼米之乡，从东海之濒的晨曦到帕米尔高原的夜幕，从北国蜿蜒的长城到南海璀璨的明珠，哪里没有党员的足迹与身影？ 从大兴安岭熊熊燃烧的大火，到长江沿线汹涌怒吼的洪魔，到隔壁荒摊上的马兰城到北京城里的小汤山，从抗洪前线到抗非典一线，哪里没有党员的汗水和鲜血？ 当祖国点名的时候，党员总是冲锋在前，奋勇当先，永不言退！ “大将欲罢调东头，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终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无数事实证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国家有事，正看我中国党员。 我想，说道这儿，大家也许已经听出来了，我用了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中的很多话语。班门弄斧，让大家见笑了。但是，自从我学了这篇文章，他不只是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更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伴随我直到现在，当然还有将来，真到永远，永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声声，一句句，不正是当今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写照吗？吾亦想求这些仁人志士之心啊······ 因此，从现在做起，从小处做起。“多少年，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或将来的栋梁啊，那就让我们同心同德，共同努力，身体力行实践“共建和谐吧”，这不只是向党的十七大献礼，更是向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嘱咐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昌盛，祝福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辉煌，能用百分热，照出千分光！ 让我们伴随十七大的脚步，共同沐浴那一缕春晖，共同追随十七大的神韵，共同打造我们美好的明天！
1、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坚持这一原则，体现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2、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党的领导关乎国家治理主体中的领导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4、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和方法手段。5、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联动和集成效能。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法。
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尽可完善法律，执法力度到位……呵呵难呀……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俺来帮助你好吗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法治有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不仅如此，法治更关乎百姓的福祉。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来讲，法治建设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法治建设的各方面来讲，无论立法、执法、司法还是守法都与百姓息息相关；从人的一生福祉来讲，无不需要法治的护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譬如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理政的理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二是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肯定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之处，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历史上诸多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形成了大量国家治理理论。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蕴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对比、分析和吸收借鉴的。 三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实践出真知。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来自实践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采纳，是错误的就马上纠正，“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逐步积累经验，不断摸索规律，最终在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的一个概念，属于现代国家治理理论。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李树林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对35年来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了我们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丰富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是对改革目标的拓展和延伸。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放在总目标的高度，是对其他各领域改革的高度提炼，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治理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是对传统理论的超越和发展。从新公共管理角度看，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模式是公共治理模式，公共性是治理的灵魂和宗旨，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持续互动过程。首先，从治理能力角度看，强调将市场的激励管理机制以及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强调效率、市场化、竞争性和灵活性。其次，从治理主体角度看，强调“三部门”合作治理。政府和市场均存在失灵现象，传统的“二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管理需求。治理主体应具有多元化，政府作为第一部门、市场作为第二部门、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共同构成治理的主体。第三，从职责权限角度看，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公权力机构；市场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权力组织；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三者彼此分离又相互依赖。 总之，治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它不同于行政和管理，它掌舵而不划桨。治理与管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区别：（1）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等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机构，也可以是市场和社会组织。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主体共治的理念。（2）权力来源不同，管理的权力来自统治阶级及国家法律授权；治理的权力来自公众认可及社会契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达到自治的效果。（3）适用范围不同，管理是一个制度性概念，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只适用于政府权力所及领域；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全社会。（4）手段机制不同，管理以政府命令、控制和规制为主，强调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治理强调对话、协商、长期合作，强调权力的自上而下或平行运行。（5）价值取向不同，管理强调的是行政观、制度观和责任观；治理强调民主观、社会观和法治观。（6）达成效果不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管理多头痛医头、就事论事，效果往往事倍功半；治理更注重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有机结合，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就具体内容，包括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制度安排，如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就构成要素，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及治理效果三个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指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扩大人民民主、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它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新的目标愿景，是实现以发展为诉求的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个良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1）国家机制、市场机制、公民社会机制的互相支撑与平衡；（2）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宪法与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社会契约和价值认同成为公共治理的社会土壤；（3）民主与效率的相互补充与协调，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主体地位，且有利于提高行政与经济效益。 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关键要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使社会主体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最终达到国家、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的“善治”效果。那么，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思想是行动的灵魂，当前不论是权力机关干部还是广大群众对国家治理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甚至存在很多过时的、不与时俱进的观念和思想。例如，官本位思想十分盛行，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主人，将行政权力看作是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取利益的私人物品，将权力的运用看作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命令和管理，习惯以管理者身份干预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缺乏服务意识，缺乏法律与规则意识，习惯以自由裁量权对权力的运用进行界定，习惯于“家长式”管理模式，认为政府或公权部门是唯一的管理者，将公民、市场及社会组织看作被管理者。同时，从公民角度而言，官本位思想同样存在，遇事找政府成为既定的思维模式，缺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参与政治生活、争取自身利益的内生动力和能力，公民社会的发育仍处在萌芽状态。 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刻不容缓。就政府而言，必须树立公共权力观，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委托属性，人民群众是权力的委托者、监督者、制约者，运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执行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必须树立法治权力观，用法律规范、治理和控制国家的权力，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必须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做到执政为民、勤政为民。从人民群众角度而言，必须树立主体意识观，认识到自己是权力的委托者，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理顺各治理主体的协调匹配，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一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内部权限分工合理、职责范围有限、高效运转、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与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市场经济的活力不断得到释放。然而，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依然采取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的管理导向。随着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国家决策范围不断扩大，政府已经无力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失灵现象在众多领域开始显现。 因此，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职责有限的政府。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各归其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分工体系。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体组织化发展，分散国家治理资源，在多元、集体、互动的治理模式中，解决庞杂、专业的社会问题。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提供坚实基础。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应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谋划各个治理领域的改革方案和具体举措，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 在具体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思路：一是契约化与合作方式，转命令为协商，转独占为合作，为权力寻求新的合法性途径。二是市场化与竞争方式，转官办为民营，转垄断为竞争，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法治化与服务方式，转人治为法治，转管理为服务，让权力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下运行，汲取现代治理的思想精髓。四是注重信息与科技手段的运用，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武装国家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减少治理成本。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放权于社会、让权于市场，既是政府转型的现实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必将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健康运行、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的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的国家。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与多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体化、代议制和官僚制等。同时，还要关注发展时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民生、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现代化与后现代等时序逻辑。当前中国面临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以及如何应对后现代性挑战的双重任务，平衡好这双重任务是对领导人的巨大考验。 关键词：治理 国家治理 政治现代性 后现代性 代议制 官僚制 发展时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和亮点。过去十几年里，国际社科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关概念进入我们党的文件还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国家治理”问题提上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意义重大；二是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本文拟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角度，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治理”是20世纪末开始在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政治与公共管理的新术语，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一种政治管理的新范式。在西方语境中，“治理”意味着“去国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强制。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治理主要是颠覆以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强调无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后国家主义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权国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张“全球治理”。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强调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国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当中的一个中心，这对现代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政治制度上，主张颠覆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谓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后现代的民主理论。 “治理”彰显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它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概念，是试图超越西方以往的现代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议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对西方而言，这些结构已经过于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构”。这种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代议制主体的选举竞争不足以充分表达民主政治的丰富内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官僚制非民众所能控制，需要对此进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统对人民更负责任。“治理”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垄断性。当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针对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发展措施，这就和一般西方国家提的“治理”语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一直以来，国家的事就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要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这在西方也没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国家事务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而不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机，主要还是政府在“救市”，虽然西方的确更为多元，社会自治更为强大。在中国目前的时空条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这一步，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政府力量在整个治理结构中依然处在核心地位，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治理”在内涵上的不同之处。 在我国，“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点应当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而我们还没完成的那些任务，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议制，树立法治的权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这些方面中国的路还很长。所以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首先还是解决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尤其是要建构现代国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国家以外。在国家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和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两重任务，首先是把国家建设好；其次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发挥国家以外的力量参与治理。“治理”本来是侧重于后者，但是我们有特殊的国情，国家自身的建设不能没有。因此，尽管学界对于“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有争议，因为“治理”本来应当是去国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国，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说“善治”，首先还是要解决国家自身的治理问题和现代化问题，因此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种语境出发，对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一是对国家进行治理，国家是治理的对象，这里的“国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治理”则可以理解为多元共治，即国际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国家进行治理，这里国家由治理的对象变成治理的主体，其含义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大体相同，而这里的“治理”则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与governance联系不大，基本上还是government的含义。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兼具“统治和管理”与“多元共治”的双重含义，本质上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 可见，“国家治理”这个概念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国家中心） 与多元（多中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是如何把国家（政府） 这个中心搞好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现代化，实现政府转型。政府不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政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多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有多大。当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于简政放权。有些权力要放掉，但有些职能还要加强。当前政府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而该管的却没有管好。十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政府是究竟太大还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预经济和控制投资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又太小。十几年过去了，他对中国政府存在的病症，现在看来这个穴点得依然非常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在政府依然面临大量的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状况。因此，现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还不是国家治理。改进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层面。从“统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异在于，统治的主体一定是源于国家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场、社会和公民。传统的“统治”是国家或政府一个中心发挥关键作用，而“治理”则是多中心的，国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个中心，市场经济体系和公司企业是第二个中心，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是第三个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参与则是第四个中心。这么多中心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理想的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让市场、社会和公民发挥重要功能。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实际上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形成国家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尽管这些主体的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政府总体上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其“政府”的含义是狭义的；第三，从广义的“政府”含义上说，也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从广义来说，政府治理不仅仅是行政机构，而是包括党、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在内的治理结构。除此之外，还要包括纪委、法院、检察院三套机构，严格说是七套机构。当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应当形成一个好的治理体系。如何把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统治结构，改变为党委执政、人大议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的治理结构，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艰巨的任务。 毋庸置疑，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说明目前我国的治理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首先，现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国，人格化的政治结构起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治理现代化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现代政治更讲究程序，但是中国则更重实体。政治学和法学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民主里有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更偏重前者，我们做过很多民调，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就是政府给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解决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体现所谓的“为民”内容。林肯曾经把民主定义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国人侧重于民享，政府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这属于实体性的东西，是结果性的东西。简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义为“民生”，政府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为民”。这其实是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上丰厚的“民本”思想。中国比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显了程序性，你要经过人民认可，通过一个程序执政。中国传统则是可以不经过人民，就像一个家长自然地就对孩子负责。其实在传统政治里，“家长制”不是坏概念。家长会很好地照顾孩子，一心一意地保护孩子。但是家长为孩子好，是不需要给孩子发言权的，不需要所谓的“程序”。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让你喝什么你就喝什么。传统中国有一对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这里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要求，当官的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老百姓。这是实体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权。中国实际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和程序正义、程序民主。我们传统政治缺这些，现在从政治文化角度讲这点还是比较弱。通过民调可以发现，人民还是着重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对选举竞争、分权制衡等并不是很关心。党和政府也更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其实都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但是怎么依靠人民、通过人民来执政，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欠缺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就是程序政治的区别。专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为几个人或者一个人说了算；民主则需要集众人之意志，众人之意志怎么能够形成？用卢梭的话来讲，“公意”怎么形成？或者“众意”怎么形成？如果没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么到底听谁的呢？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规则，把众人的意志集中起来。不以一两个人的政治意志为主。如何聚合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专制政治则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简化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国家治理的碎片化状态 我国国家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看起来国家权力很大，但实际上是碎片化状态，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所说，中国实际上就是“支离破碎的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该整合的没有整合，该制约的没有制约。这就形成了部门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 这种政治权威碎片化的情况确实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强烈，都是地方和部门出政策，让人感到阻碍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舆论就指出，这种地域和部门的隔断，甚至让人们怀疑中国是否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令人吃惊地27次提到“统一”，这还没有把“统一战线”等“统一”的字眼算进去，仅仅意指中央统一管理、统一权威、统一市场等含义上的“统一”，超过了众人瞩目的“治理”一词所出现的24次。这就说明中央在关注国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时，也在关注一体化的问题，着力解决公共事务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不矛盾，是国家治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统一市场，统一政令，统一司法，只有这些方面统一了，我们才可能讲均等化。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大国，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国情。资源短缺，发展不平衡，因此要统一政令也很难。就拿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说，一些发达城市曾经考虑过给外来流动人口均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但还是担心出现“洼地效应”，最后难以承受。所以这个现实压力———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于决策者而言是个现实难题。事实上，现阶段中国也很难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在于，现实做不到，但是口号喊得却很响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挫折感。邓小平搞改革比较聪明的地方，就是先给出明确的心理预期，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国力提高了，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这个心理预期，大家都清楚。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太多，实际做的又太少，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公共服务，而且民主政治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经常讲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即“四个民主”，这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得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只做到了“一个半”：民主选举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监督做到了半个，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则基本没有做到也无法做到，所以他们把民主的底线定义为选举竞争，非常贴近现实。包括“协商民主”，虽然也是少数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但在发达国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围试验阶段，主流民主理论和实践依然是以选举竞争为主的代议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轻易做的。我们的民主概念已经进入后现代了，但实际政治程序还没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梳理民主与民生的时序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理清发展时序，加强顶层设计，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步一步加以实现，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难的放在最后。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理性的设计，这样下去很危险。 一个大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现在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主。那么，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决哪一个？理论上我们先不说，先从经验上看，有没有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能先解决好民生的？政治学总结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打破封建诸侯割据，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建立专制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国家主权。我们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解决碎片化问题，该统一的还没有统一。碎片化不意味着民主。民主意味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能建立强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民主。我们过去有误解，认为民主会削弱国家能力，其实恰恰相反，民主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成功的民主国家必然是有着强大的国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强。西方首先通过王权专制， 亦即专制主义（absolutism），把国家权力统一起来，英国是都铎王朝，法国则是波旁王朝完成这个过程。统一的权力形成之后，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以及集中的权力要得到更广泛认可的问题和新兴资产阶级参政的问题，这就是民主化问题。这就是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仍然是西方各国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到了二战之后，民生的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照样有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医疗乃至吃饭问题，这会反过来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所以二战后福利国家兴起了，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成为核心问题。 所以，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顺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层面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处理后果的问题。先有因再有果。我们往往是原因还没有解决，却集中精力去谋求相应的结果。所以，现实是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颠倒了，缺少一个政治框架设计。 从西方议会产生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集权与民主、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与关系。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英国议会、美国国会，到中国的人代会、党代会，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台湾当局派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我们国家就完全统一了。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是中央有权威的标志。著名的法国三级会议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开的，其目的是解决由于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的冲突，这次会议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结果是王权的加强和教会实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议会都是旨在商讨税收问题，可见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政治问题不解决，合理的经济分配也很难解决。议会虽然是国王集权的产物，但对国王也起到制约的作用。统一的王权一旦巩固，议会对国王来说就没有必要而且成为累赘，因此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时期，三级会议从1614到1789年中断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重开三级会议时，就点燃了火药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英国，专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议会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解决税收纠纷和财政困难迫不得已又重开议会时，即触发了革命。所以国王开会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同时也把现代民主带了进来。议会体现了王权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复杂关系，英法革命都肇始于国王重开议会解决财政危机，集权和民主都与议会有关。 除了代议制以外，还有理性的官僚制，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做到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加以区分，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两个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政客”与“官僚”的分别，其实这两个词汇都是中性词，但翻译成汉语颇有贬义。西方的政务官是选举产生，有任期的。事务官是考试录用，终身任职，通过功绩和年资晋升。我们国家干部的身份都是一样的，选举与非选举官员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终身制与任期制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没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说。我们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被认为是“官僚”，而西方仅指那些通过考试录用、终身任职的文官。 近些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和讨论中，借用后现代的视角批评现代政治治理颇为流行，与之相仿的是，对传统政治价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热捧又很多。对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的框架来分析，前现代传统社会如果是“正”，现代就是“反”，后现代就是“合”，确实有些方面看似回归了传统，但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这个回归是在“反”的基础上回归，而不是抛开“反”的回归。我们现在没有经过“反”，而希望走向“合”，这事实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来论，古代的民主确实是直接民主，但出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产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代议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一些人觉得代议民主还不过瘾，人民的参与还不够，又开始向“人民的统治”或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归，但是这种回归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回归。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们姑且翻译为“协商民主”，主流理论最多认为这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协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绝大部分问题还是要通过代议政治的过程来解决。协商民主充其量是对代议民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再讲“法治”，有人批评西方的法治有些走过头了，既没有人情味，也把官员都给捆死了，一点灵活性都没有。在西方国家，确实也有人主张“松绑”，因为法治太严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绑”起来，国家缺乏能动性，政治领袖行动的空间很小，经常被批评无能。所以有人主张给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对于中国则不行，我们的问题是掌权者有太大的灵活性，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这一关还没有过去，必须要通过法治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我们依旧处于“反”的过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还谈不上对传统的回归问题。 代议制和官僚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建立了责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仅仅是被选举出来的政务官对人民负责。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是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选官员，你就要对人民负责，然后你任命的官员，就对你负责。官僚系统对政务官负责，内阁对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议会间接对人民负责。我们经常强调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从严格的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说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每个公务员都对人民负责，那么谁对行政首长负责？谁还能对下发号施令呢？我们的责任体系不清楚，从上到下都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最后到底谁负责反而成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则基本上是都对上负责，因为你的权力是上级给的，谁授权向谁负责，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律。为什么干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根本就在于权力不是人民给的，同时也要明确不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应该是人民给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巨大张力。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虽然总体上是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但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强大挑战。在政治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对政治的现代性又提出了质疑，作为政治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代议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在现代性建构还没完成的时候，过早卷入后现代的潮流。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和现实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压过代议民主的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项目中的“邻避主义”现象。现在各地只要是建PX项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韩国趁着中国上不了这类项目大量地上PX项目。这里面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我们被西方说成是“独裁国家”，一个“独裁国家”上不了PX项目，而那些民主国家可以上PX项目，这不是怪事吗？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们在代议民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过多地卷入了非制度化的参与民主。 第二，具有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的趋势，使决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识决”优于“多数决”，因为它体现全体成员的意志，似乎更“民主”。问题是，“共识决”代价很高，难以操作，不大可行，这是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不采取“共识决”的主要原因。协商民主就是主张用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国却是主流。而且，“共识决”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否定了多数人的权利，因为极少数人的否决就可以导致政策流产。中国目前已经逐步陷入到因少数人反对而政策无法实施的困境。 第三，网络参与、网络民主风起云涌。西方的网络主要用于娱乐，而中国过多用于参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民主欢欣鼓舞时，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尤其在我国当下，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四，NGO、NPO声名鹊起。应该说，相比于上述几方面，NGO、NPO的兴起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怎样嵌入现行体制却悬而未决。在西方，历史上就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大量的NGO、NPO出现并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后现代现象，而且NGO、NPO这一概念本身是后现代才出现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构不成反体制力量。中国则不然，其现实政治冲击不容小视。第五，政治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主导民意，“信息轰炸”和“信息欺”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操纵民意。现代平面媒体的作用在中国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即建构政治的现代性，实现政治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的代议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实现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第二重任务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挑战，怎么引导和释放互联网冲击的压力、公民直接参政的压力、NGO和NPO大量涌现的压力、社会多元共治的压力等等。应该说上述第一重任务还是主要的，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第二重任务也无法回避，虽然它过早地到来了。如何平衡这双重任务，对于中国领导人是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