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修辞学期刊点评文章格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 --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有感 1、 基本说明 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这里，作为主词的历史与作为宾词的当代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代之所以能够穿透死亡的束缚而规定了历史的全部内涵，原因在于外在时间和编年史意义上的年代序列派生了历史思维的内在时间 ，这种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的内在时间通过生活和实际行动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合一，或者说是思想与历史的合一。“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 。在克罗齐那里，历史重新复活了，而且是以生活的名义、并借助思想的当下性成为正当的历史。 然而，这种“关于生活的”当代史却很容易受到恶意的曲解和善意的误读，特别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人人皆知的口号之后，误解就更深了：似乎当代史的历史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管这一权利的出生证明是什么；如果历史仅仅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似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书写历史，因为这也是当代史，而且是绝对肯定的历史。相反的错误观念也存在，富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显存在着对历史事实的猥亵，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轻率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当代史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只是一个小错误，那么，当代史的提法也是缺乏历史感的，因为根据显而易见的字面阐释，如果历史只是当代史，那么还有什么历史进步、历史动因可谈？ 对于上述诸种错误之看法，笔者是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 历史叙述的权利 确实，当历史学家以思想的名义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权利对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判断、空洞的叙述、缺乏自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 。简单的说，丰富的想象力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但仅仅有想象力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直觉，历史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且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认识，“直觉的成分和逻辑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历史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自觉能力的高下就成其为历史学家历史认识能力高下的一个重要尺度” 。克罗齐之所以把编年史看作“假历史”，就在于编年史缺乏历史家的想象力和直觉对历史的当下构造，简言之，就缺乏了“当代”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在场。 想象力和直觉共同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技术基础，但这种基础却不能保证想象力和自觉的恰当运用。如果历史学家凭空想象某种能够证明自己某种“主张”的乌有之物，或者让“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等等克罗齐称之为“情操价值”的价值左右对历史的思考，那么，历史也不是真历史，历史也就成为一种“诗歌性历史” 。比如对异教徒、对犹太人或者对某某阶级的仇恨融入在历史叙述当中，历史的价值就不是思想的价值了，这样的历史也不能称为历史了。要写一部真正的历史，“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楚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那就是精神或价值（如果爱用哲学味较少而较通俗的词说就是文化、文明、进步），我们就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看待它们” 。历史的主观性不是个人情感的主观性，而仅仅是思想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是为了张扬历史学家的爱恨情仇，而是为了实现思想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就是历史的内在的一致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误解是，既然历史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家就有权利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写作。而所谓的现实需要，可以是政治的，比如爱国主义；也可以是个人目的，比如为了说服别人而专门引用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也曾是事实的历史事实。克罗齐把这两种历史分别称之为“实用性历史”和“修辞学的历史”。 “实用性历史（但它并不是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活动是不受非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想要探讨历史，而且想要探讨行动，在行动中很好的利用这一形象或者那一形象的重新召来去推动自己的或（结果是一样的）别人的工作。 ”当代史的提法决不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想而任意切割的当代史，实用性历史作为一种对历史学（注意，不是历史本身）成果的一种生活化运用而受到作者的肯定（修辞性历史也是如此）。这并不在于这种历史所抱有的历史叙述目的具备历史学上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行动本身符合了历史的真义，这个真义就是历史是关于“生活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历史那样，实用性历史只是，而且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当下的眼光看待历史时，它的实用性获得克罗齐的肯定，除此之外，实用性历史并无可取之处。 同样，“修辞学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无法攻击它而只能攻击它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把历史看成是演说家的作品、……、或看成是心灵的教育（如果它是政治性的）、或看成是能引起愉快的”。这些都表明：“修辞性历史是以一种既存的历史为前提，至少要以一种诗歌性历史为前提，是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 。这些实际目的主要是一种教化的目的，然而，“‘历史’就不仅会在一种形式之下而会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但就历史本身而论，它只会在一种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那不是纯然抽象的道德教育的形式，而是思想教育或发展的形式” 。因此，把历史冠之以道德教育等等名义来进行思考，那还没有洞见历史，因为所这些功能或者目的，都是外在于历史的，比如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为了证明某种天堂必然来临等等理想和预言。真正的历史，是内在的、是通过思想的发展而自然达到这些思想的价值和目的。这种思想的发展正如历史的发展，决不含有任何外在于思想的目的和价值。 那种把当代史视为一种可以供历史学家任意阉割和曲解的庸俗看法，实际上是侮辱了克罗齐的思想（或者哲学）的真正内涵。把历史看成是个人情感的发泄场所、或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实用的教育工具或者是政治家的政治手段，都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亵渎。 3、 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是真实的吗？一切对当代史提出质疑的看法都或多或少认为：如果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真实性就无法保证。虽然克罗齐反对以当下的任何实用性目的对历史进行“剪刀加浆糊”（柯林武德语）式的研究，但当代史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无法保证。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先从不可知论的观点入手进行剖析。 不可知论“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 。不可知论认为历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至少历史的全部真相不能完全被历史学家所掌握，换句话说，不可知论否认历史具备真知识。不可知论以历史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性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品格，但是，如果不可知论面对历史所提出的无数个历史真相问题都得到解决，“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 。企图解决所有历史问题的奢望是不必要的，而由于解决不了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产生苦恼和失望是幼稚的，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们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既当代史的某一点上” 。历史的真理品格不在于洞察真相本身，而在于思想本身。历史真实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克罗齐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搁置起来，这个疑问也离开了克罗齐的视域范围。 既然历史的真实性不是核心所在，那么，克罗齐又是如何对待历史叙述中必然遇到的史料问题呢？克罗齐对于史料并不怀有在一般历史学家那里常见的尊重感，他曾这样评价史料学工作者：“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 。不仅这些史料工作者是小人物，而且对于史料本身，他也认为“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 。当然，这种想象性不是“要求历史把他们带回到中世纪的古老堡邸和市场中去”，而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 。克罗齐很诚实的道出了那些标榜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的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虚伪性。既然历史的真实性是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境界，那么，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能力也是可以容许的，如此，历史学家何必要遮遮掩掩自己并不孱弱的想象力？当然，克罗齐对史料的漠不关心并不是对历史的无知，恰恰相反，这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在逻辑使然。“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用证据来说明历史，而不是用思想来理解历史，历史就退化为编年体历史了，其中全无血肉和心灵，更无人类的意识，而只有死亡的过去。“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会返回，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能被取消；即使我们恢复了一种古老的思想，新的敌手也会使保卫变成新的，并使思想变成新的。 ”尽管克罗齐对于死亡的过于怀有一种体面的尊重，但历史的核心决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苛求历史学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苛求历史学对过去的全知全能，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历史学的真正主题是当下的时代精神或个人心灵所指引的历史。 4、 哲学与历史的合一 思想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人类意识的演进，而且历史也从思想、或者哲学中得到了规定性内容。“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当代史有没有极具历史意识的“发展”可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发展观、也没有历史感的历史命题。在克罗齐的眼中，历史和思想的内在性表明了历史的进步观念。正如思想的不断地辩证前行，历史也是如此。克罗齐坚持一种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坚信人类是不断前进的。在谈及黑暗的中世纪的史学时，他也认为中世纪也是有进步的 ，不仅如此，“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得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 。 历史是不断前行的，这点毫无疑问，也合乎逻辑的包含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那么，这种前行有没有动力，它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的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克罗齐认为历史必须具备的三点历史意识谈起，“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 。如果历史和哲学互相分离，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没有实现；文献不与叙述历史、亦即思考历史的思想相统一，历史也不是历史；而发展的内在性则表明我们不能从历史之外寻找历史的发展。 在历史与哲学（或思想）相分离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动因只能从事实本身去寻找，先搜集历史，然后再从事实中寻找原因。这看上去很公正可靠，但这种被克罗奇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做法却直接把各种庸俗的、陈旧的观念放逐于批判领域之外，他们“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 ，并让这些观念毫无顾忌的引导历史学家编造一个关于历史原因的平庸传说。这看似尊重历史，实质上各种偏见、误解的大杂烩。 而那种以非历史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结合时，情况更为糟糕。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如某种客观规律，他们博学而又自信的认为，历史有一个最高的终极原因，而且存在一个终极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外在于历史，比如天堂，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人为的切割以至歪曲，然后采用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比附他们的观念。这种做法与证明世上存在上帝的那些常用手法是没有多少差别的，他们既玷污了哲学的名誉，又使历史只能充当类似注脚的角色，甚至“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脚本”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历史就可以完全取消，而单纯的奇思妙想就可以代替历史叙述了。这样思考出来的终极原因决不是历史的动因，同样，所谓的历史必然趋势也不是历史所渴求的天堂。 从上面可以看出，克罗齐既否认单纯从事实本身寻找历史发展原因的方法，也反对以观念的逻辑代替、说明历史的逻辑。如此，克罗奇所认为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克罗齐所定义的“哲学”一词谈起。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 。没有任何哲学能够离开历史的基础，“一般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哲学给予历史以叙述的意义，没有哲学，历史就不成为历史了；二是历史给予哲学实在的存在理由，如果离开了历史，哲学就不能叫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如果对于克罗齐而言可以构成一个合法提问的话——不能从历史之外的纯哲学当中寻找，当然也不能单纯中历史事实中寻找，而应当克罗奇的历史化哲学和哲学化历史、亦即思想中去寻求。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说的，“思想从内部重整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 。 5、 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恰当的表明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内涵及其背后的观念预设，更不能把这一命题口号化。许多错误的理解都是从一知半解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克罗奇的整体思想本身去理解这一命题，那当代史这一命题就无任何价值了，更谈不上后人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新的启发，思想的进步也会由此停止，正如克罗齐所说，“当人们认为已经不能再学习时，当人们被教育成再没有接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时，生命就停止，再不能说还活着而应说已死亡” 。

修辞专题书目提要　　一、《实用汉语修辞》，刘静敏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006年7月第三次印刷。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修辞概说，主要讲了修辞的含义、原则和作用。第二章词语的锤炼，讲了词语和修辞的关系。第三章句式的选择，讲了句式与修辞的关系。第四、五章常见修辞格，主要讲了比喻、比拟夸张、回环等14种修辞格。第六章修辞评改，主要讲了词语的评改、句式的评改和修辞格评改。　　第七章语体浅论，讲了语体与修辞的关系。　　二、《当代汉语修辞学》，陈汝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系统阐述汉语修辞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汉语修辞手段、修辞方法的结构和功能，概括了修辞交际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社会心理规律，揭示了话语构建和话语理解的理论和方法，简要概括了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修辞学散论》，沈卢旭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该文集收入作者60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在全国语文类刊物上发表过，内容涉及修辞、应用语言、写作方法、语文教学、广告讨论等。其中的《存瑕》为修辞方式新探，《杂采》为美语修辞，《基本修辞法》论述“基本修辞”和“美语修辞”，《修辞学者笔下的疏漏例说》从“画蛇添足”和“失却照应”两方法论述了修辞方法。该文集见解独特，意见精辟，实例丰富，有说服力，为修辞方面的优秀文集。　　四、《修辞学的多视角研究》，宗守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从多个视角对修辞学的研究作了观照，不仅注意修辞学的多面性，也注意修辞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共分六章。第一章概括论述修辞和修辞学的有关内容。第二章论述微观修辞学，主要讲语言内部要素与修辞的关系。第三章论述宏观修辞学，主要讲语言外部要素与修辞的关系。第四章论述核心修辞学，主要讲修辞学的核心本体——同义手段、修辞格、得体性。第五章论述应用修辞学，重点讲述商品牌号和标语口号的修辞问题。第六章论述历时修辞学研究，根据修辞学研究的时间顺序并结合具体研究著作和研究人物论述。　　五、《现代汉语修辞学》，吴礼权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全面地揭示从子句段落到篇章结构的诸般修辞规律，归纳特定有效的修辞文本模式，首次在修辞学中运用现代定量统计分析的科学方法。对现代汉语各种语体、各种言语风格与修辞的适应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以确凿无疑的有力数据印证了其所推导出来的修辞原则，使全书更具体科学化、现代化的时代气息。　　修辞学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修辞学理论在21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其学科地位和影响将不断加强，以往修辞学重接受、轻输出的现象将得到扭转，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是地位将获得提升。　　从设置修辞选修课，到设置修辞硕士点和修辞博士点，都体现了中国修辞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修辞学的科学体系，不仅包括古典的演讲学、论辩学，还应该囊括说服学、辞格学、语体学、风格学以及修辞哲学、修辞美学、修辞伦理学和社会心理修辞学、传播修辞学等诸多的分支学科。　　因此，在21世纪，修辞学的拓展必将带动其专业的确立——它将可能成为独立的专业方向，甚或成为独立的修辞学系。

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中文名为《外婆的日用家当》。2、英语修辞学角度分析（1）1968年，作为现当代西方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修辞 大家罗埃德·比彻，在PhilosophyandRhetoric刊物上革新 性地提出了 “修辞形势”这一经典理论，刘亚猛将此核心 概念 “rhetoricalsituation”翻译为 “修辞形势”，本文将沿 用这一译文，因为相较于 “修辞情景”，其更能体现出 “形 势逼人的意味”。（2）比彻将 “修辞形势”定义为 “由一系 列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间关系所构成的综合体，展 现出一种实在的或潜在的缺失 （exigence），如果引入形势 的话语能够制衡人的决定或行动以致改变缺失，则此缺失 就可被彻底或部分解除”。同时，他提出 “修辞形势”由 三个基本成分构成，分别是 “缺失”、“受众”和 “修辞局 限”。（3）比彻指出，“缺失是一种当下存在的迫切需要；一种 缺憾，一个障碍，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或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情况”。“修辞受众仅涵盖能够受到话语影响并能干预 其中改变现实的一群人”。而 “修辞局限”则 “包含了一 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修辞形 势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有能力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 和行为”。（4）比彻的 “修辞形势”理论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单体的 研究，而是突显了 “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 “修辞形 势”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效果， 为解析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亦使 得历时性共时性的研究进入更为动态的过程。（5）分析框架提纲：第一点描述缺失，第二点描述受众，第三点描述修辞局限。参考文献： ［1］Bitzer，LloydF．TheRhetoricalSituation［J］．Philosophyand Rhetoric，1968，（1）：1－14． ［2］Burke，Kenneth．AGrammarofMotives．Berkeley／LosAngel－ 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 ［3］Tuten，N．AliceWalker’s“EverydayUse”［J］．TheExplicator 51，2（Winter1993）：125－128． ［4］李洁平·《日用家当》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07（3）． ［5］李荣庆· 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J］．天津外国语学 院学报，2010（6）．［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 京：三联书店，2004扩展资料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的作者是美国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代表作之一。2、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女，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人士，她在作品中反映黑人妇女为自身权利而奋斗，获得广大的回响，其代表作品有《紫色》（The Color Purple）。由其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紫色》，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电影的主要演员几乎全部为黑人，参与影片摄制的工作人员也大半为有色人种。参考资料链接：中国知网-《日用家当》的修辞构建

1 如我们有常说的“校花”，意思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那么学校里最英俊的男生呢？开始是找不到对应的暗喻式词语的，后来便有了相应的“校草”。紧接着“班花”、“班草”、“群花”、“群草”等一类指代词相继涌现，于是“×花”和“×草”就填上了这部分统称词语的空挡。如果说这个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填空词，那么汉语中同样有“进口”的填空词。如，在汉语里，有“歌迷”——喜欢听歌的人，“影迷”－－喜欢看电影的人，“书迷”－－喜欢看书的人……可是这种“迷”们在汉语里竟没有统一的称谓。然而在英语中，就有“fans”一词的意义囊括了所有的“×迷”。中国人是聪明的，自晚清开始就提倡西为中用，所以马上用“fans”的中文译音“粉丝”来统称那些迷恋于某种事物或某个人物的群体。有些专用名词，在公众场合直接运用的话多有不便，或者是人群比较避讳的，时尚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就有办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尴尬：易换法，有把同性恋者称呼为“同志”；缩略法，有把“变态”缩成“BT”，“恐怖”缩成“KB”……而这些用法，已经被年轻人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2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思维是同劳动一起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其社会性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新闻语言直接的目的是用来传播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因此，相对于其它的语言形式，其社会性显得尤为突出。新闻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独立发展、自生自灭的话语系统，其表现形式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系统诸要素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其一，新闻语言的形态变化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并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为人类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主体，并直接导致了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需求。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新闻语言的形态也经历了手势、口头、符号、文字这样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19世纪末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新闻语言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文字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大大拓展了新闻语言向社会渗透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当代电脑技术的运用和网络化，演绎着一个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革命，同时，新闻语言也面临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新闻语言随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形态会产生各具特点的新闻语言，而新闻语言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舆论一直实行深文周纳、钳制言论的专制主义制度，新闻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浸透了“皇权至上”的印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与资产阶级反专制、反神权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其新闻语言在形式上呈现出个性张扬、多变求新的特点。同时，由于西方的新闻媒体产生的直接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为了追逐利润，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和兴趣，西方新闻记者在语言上又有追求标新立异、刺激的一面。　　其二，新闻语言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掀起了一股“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思潮，他们在古典文化的宝库中找回“天赋人权”利器的同时，突然发现古典语文（主要是拉丁文），作为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语言，不能够很利落地、很有效地表达那个时代世俗人群的思维活动，于是，革新者便努力去寻找新的语言工具——他们找到了世俗语言。16世纪初，在威尼斯，继而在罗马以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便出现了采用以世俗语言写作的“手抄新闻”。在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向社会广泛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致力于新闻语言的通俗化，甚至提出“白话是维新之本”。乃至在科学民主的思潮中，《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力倡白话文，终使新闻语言问题获得解决。可以说，新的思潮催生了新的文体，新的文体又反过来促使新的思潮向纵深发展。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提出的观念培养论认为，“电视对人们观念等的影响，在于使之主流化或相似化，即培养反映主流文化意识的观念。”格伯纳的表述说明，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交融、纳入到主流文化中去。这个主流文化的核心，就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即：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德”是圣人的“德”，“德治”也就演变了“人治”。这种“人治”的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三，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多元化，使城市本身成为一个社会传播的特殊机体。市民阶层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自纳入大众传播的范畴，新闻语言的世俗化就成为不可避免。大众新闻传播在负载政治宣传功能、教化功能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满足社会一般大众对于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来自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多媒体电脑技术应用的挑战，不仅意味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将带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使新闻语言的世俗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往和现今的大多数新闻传播活动，传播者和受众角色分明，两者很难交替。而在电脑网络系统中，交互性是重要的特点，受众可随时与职业传播者进行“对话”，发表意见。信息传播由原来的职业传播者单向的灌输式变为职业传播者与受众双向的互动式，一个互联网上的运用者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传播者。新闻传播行为的个人化所带来的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也是显见的。更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及电脑网络系统中信息把关管理的困难，新闻语言世俗化的倾向也将变得日益突出。　　总之，新闻语言源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新闻语言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错综复杂、交互作用、全方位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纷繁复杂的新闻语言现象时，把语言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加以透视性的研究，会使我们对新闻学及新闻语言的研究更加开放，更富有生气，从而获得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3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学有很大发展,从“说话”（后代称为“说书”）起，逐步有了多种类型的讲唱文学，有了相当发达的戏曲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文学的发展，必然对修辞的发展有影响。这些文学形式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头语言（白语）靠近。这些新的文学形式（有的论著中称之为俗文学）不再只是写出来供人阅读，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讲，好唱，让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包括文盲，能够听得懂。这种作品写出来也要让“略识之无”的人大概能看得懂。这些特点无疑会产生若干新的修辞手段。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的已经很不少，并且取得了成果。但专门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的，至今似乎还是个空白。汉语修辞研究者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弥补。　　②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 雅言 ”。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如现在所说的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下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