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论文题目怎么写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研究和中国海洋史研究，专长于中国传统对外政策和涉外制度研究、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史研究，明清王朝海洋政策和海外贸易研究。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1．《儒家文明与中韩关系研究》，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项目，2007-2009；2．《清史·邦交志》（上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体工程项目，2005-2010年；3．《唐代新罗侨民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2003-2005；4．《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2004年；5．《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演变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1997-1999；6．《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一卷），外交部科研项目，1996-1998年；7．《明代海外交通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93-1995年；9．《清前期对外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学科博士点基金项目，1992-1994年；10．《闭关与开放：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89-1991年。著作与教材：《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2．《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3．《山东半岛与中韩交流》，香港出版社，2007年；4．《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5．《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8．《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9．《“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0．《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年；11．《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12．《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1997年；13．《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14．《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主要论文：（一）中国传统对外政策与涉外制度研究论文：《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文史哲》2007年第1期；《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澳门问题与乾隆限关政策》，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号；《清初“海禁”期间海外贸易政策考》，《文史》2004年第4期；《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宣德至弘治时期明朝对外政策的收缩》，《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试论明成祖的对外政策》，《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清朝体制与对西方的被动应战》，《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南开学报》1985年第5期；《“夷官”与“逃民”：明朝对于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二）中韩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过程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许国出使朝鲜与东国士庶交谊》，《中国与韩国----崔韶子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韩国太阳社出版社2005年；《“既在人间世，万事担双肩”----申圭植汉文诗歌作品初探》，金俊烨、石源华主编：《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年4月版；《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兼论高句丽遗民与新罗侨民的敌对意识问题》，韩国《东国史学》第37辑（2002年12月）；《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偰长寿与高丽、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杭州大学《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10月；《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演变》，台北《韩国学报》第16期（2000年6月）；《拒“理”与受“器”：论朝鲜王朝对早期汉译西学的反应》，澳门《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秋季）；《明初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关系述评》，韩国《东亚研究》第32辑（1996年12月）；《论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唐代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论高丽王朝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五辑；《礼义观与现实冲突----李朝政府对于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动的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三）中日关系史与中西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宋朝与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高丽与日本接受宋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2．《壬辰倭乱时期の明王朝と朝鲜の对日外交》（日文），仲尾宏（日本）主编：《朝鲜义僧将·松云大师と德川家康》，日本东京明石书店2002年7月；3．《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4．《英国的“港脚贸易”与广州》，载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3月；5．《明朝对日政策与日本使节的争贡事件，》载于《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6．《英国散商对华贸易的发展与鸦片战争》，载于《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7．《胡惟庸通倭问题辨析》，《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四）中外关系史一般问题与中国海洋史领域论文：《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2．《宋朝州府涉外权力的增强与东亚贸易的扩张----以市舶司为中心》，《东アジアと日本》，日本九州大学出版部2007年；3．《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文史哲》2000年第4期；4．《晚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演进》，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5．《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6．《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7．《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8．《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市场》，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9．《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10．《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中外界限和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1．《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12．《明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五）学术评论：《缀零碎为整体 寓分析于叙述----评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2．《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3．《“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4．《评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5．《开拓创新，立论严谨----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评介》，《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6．《近来别具一只眼，另察中国衰乱源----简评李金明博士〈明代海外贸易史〉》，《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论丛》编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编委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史学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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