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民国》:微言大义中的时代缩影 文/范典 单看书封,一时分不清是读“杂志民国”还是“民国杂志”,因为竖体分两列,按当今人的视点顺序应为后者,可一看书脊,才知真正的书名是《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这样安排当然有其妙处,后者兼具了呈现时代的意图,以大众所共识的载体来一展时代风华,立意上更为宽广,而作者有意凭“杂志”来呈现“民国”这个时代,从其小标题中即可见示。 作者的野心是有了,但标题里隐含着“虚”——何谓“杂志”?按现代人眼光,它应是一种收罗社会万象并定期出版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刊物,源于17世纪初的法国,“杂志”这个词便来自法语,即“仓库”之意。但这个“志”在汉语中另含“记录”的意思,“杂志”即“杂记”。作者之“虚”在于自知无力驾驭那般庞大的时代,只取其八样刊物显然有些羸弱单薄之态。 其所撷取的八样,可谓经典中的精挑细选,有些至今仍有人耳熟能详,比如《新青年》、《新月》、《生活》、《良友》,对于“民国”这样一个改朝换代、内忧外患、群贤毕集的时代,刊物的兴起及其发扬光大,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汲汲相关。他们所能承载的使命,即让民众有更清晰的辨识能力和团结一致的向心力。要让这八本杂志撑起一个时代的风云还真难为了作者。 正如序言里小标题所言:方寸之间大乾坤,“杂志”相较于专著、文集等出版物,更具时效性,浓缩和记录的是“当下的历史”,但唯一遗憾的是,发表和体现的论言思想也仅代表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时局动摇中或坚持或更改自己的政治信仰,针贬时弊和针锋相对时甚至产生“兄弟阋于墙”、“同派之争”的情形,如周氏兄弟在《语丝》杂志上的言论交恶,同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却产生立场上(激进运动和理智爱国)的分歧,然而面对国耻国难又同仇敌忾、共御其侮,之于这种被历史遗忘的小细节,作者深以客观的触角。正如他在序言中暗示:历史“可以以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臧否人物和阉割真相”,为了还原“真相”,书中不唯将创刊历程作了详尽描述,并体现老板们、主编们、撰稿者们与刊物一同沉浮的命运,令人欣喜的是,纵向铺就的是一条历史壕堑,却横之以数不尽的风流人物,像鲁迅、陈独秀、周作人、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都相继登场,命运周折和轶事纷呈将他们的身影剪贴于书中,亦多处引用他们的言论为其思想辩实,只可惜作者笔墨到处,也仅遗漏稍纵即逝的观点,在抒怀达意上不能尽兴。 在八本极具代表性的刊物背后,凝聚了知识分子们的精诚与心血,他们多从西洋留学归国,对共产主义充满天真的梦想,当西方理论无法正确指引改革之道,他们不免分庭抗礼,刊物的应运而生成就了他们思想牴牾,也导致他们在政治趋势下身不由己的暴露弊病,刊物同样陷入水深火热的政治交锋当中,违背了当初创刊的初衷,也直接走向了衰亡。无论人还是刊物皆命履同辙,引人唏嘘。 反观如今市场上的琳琅杂志,多为时尚、拜物、消费,纷杂之余少了利于国民思想递进的自由言论者,一是时代趋然,经济浪潮下的享乐主义占领首席;二是“独立”意识的瓦解,已导致价值核心体系的崩塌,知识精英们一方面追溯传统文化符号并加以利用,一方面又对西方价值体系表现出既崇拜又抵制的矛盾心理,已然失去了自我意识。此书虽未明确表示作者的愤慨之意,却在对八本杂志丝分缕析的表陈和评述中暗示了这层意义,可谓对现代社会亦起着警示的作用。 如果单纯为了怀旧,不如看一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国难当头,人人自危之时,却有人勇于反省、反驳、抗争,民国作为最靠近新中国的一个时代,其斑驳芜杂、腥风血雨和政治动荡的乱世战场,却注定“乱世出英雄”,才子佳人们不再柔弱于一躯之力,而蹈之以热血、赴之以生命。作者之所以“内热外虚”,是不能尽一己之晓畅理论,不能全史据以启世。出书聊表其长期以来的“杂志癖”,也感同身受前人办刊之苦乐,但杂志里的“微言”能否撑起时代的“大义”,却要仁者见仁了。 ——已载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