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

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⑴著作《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1998年获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三等奖；⑵著作《文献经济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获天津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⑶著作《信息管理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获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⑷著作《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009年获教育部全国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⑸论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馆与社会合作实证研究》获天津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⑹论文《青少年科学阅读与创新素养的培养》2006年获中国科协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信息素养专题会议论文一等奖；⑺论文《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2007年获第五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⑻论文《全民共享文化服务的路径依赖及优化研究》2008年获中国图书馆学会2008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⑼论文《试论数字目录学的历史使命和未来发展》2009年获中国图书馆学会2009年会优秀论文奖；⑽论文《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农村图书馆的定位与服务》2009年获第八届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征文一等奖；⑾论文《面向数字素养的大学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2011年获中国图书馆学会2011年会优秀论文奖。 ⑴1996年主持教学项目《实施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通过省级鉴定并获河南省教学成果省级一等奖；⑵2002年《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奖）；2007年《关于图书馆学专业优质教学资源建设》获南开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论文二等奖。 ⑴1992年被评为郑州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⑵1994年获河南省委组织部、河南省人事厅、河南省科协联合授予的“河南省青年科技奖”；⑶1995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⑷1998年被评为郑州大学优秀共产党员；⑸2006年获南开大学“敬业”奖教金一等奖。

朱虹, 2012, 必须重塑社会信任, 《新华文摘》 19期 （摘录4000字） 　　朱虹, 2012, 信任危机与中国体验,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CSSCI 第五期 朱虹, 2012, 通过信任建设社会, 《社会科学报》 7月26日理论版 9000字（整版） 　　朱虹，郁检检, 2011, 社会偏见下的中国直销困境, 管理研究 第一期 （武汉大学内刊） 　　朱虹，张科，黄韫慧, 2011, 性别、积极情景线索与刻板印象——基于内隐联想实验的直销信任感检验, 《南开管理评论》CSSCI 第6期 　　朱虹, 2011, 消费空间的转向————基于社会理论的营销战略分析框架, 《江苏社会科学》CSSCI 第4期 　　朱虹,马丽, 2011, 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研究--相识关系的引入, 《江海学刊》CSSCI 第4期 　　朱虹, 2011, 消费信任发生机制探索, 《南京社会科学》CSSCI 第9期 　　朱虹, 2011, 生活方式的变迁与手机社会功能的演变——基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调查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CSSCI 第3期 　　朱虹, 2011, 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状况与特征－－一项实证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CSSCI 第10期 　　朱虹, 2011, 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 《学海》CSSCI 第4期 　　朱虹, 2011, 手机成为中低收入群体重要的谋生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8月18日，第19版 　　朱虹, 2011, 影响中国直销行业发展的三大问题, 《市场研究》 2011年第3期 　　朱虹, 2010, 社会信任与和谐社会建设,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CSSCI 2010年第五期 　　朱虹, 2009年, “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 《社会科学》CSSCI 2009年第11期 　　朱虹, 2009年, “土气”与“洋气”：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年2009年12月17日，第8版； 　　朱虹, 2009年, “博士论文是青年学者的成人礼”，北京2009年7月23日，第9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年7月23日，第9版 　　朱虹, 2008年, “身体策略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社会》CSSCI 2008年第6期 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录4000字 　　朱虹, 2008年, “‘奥运热’与中国青年的民族认同”, 《当代青年研究》CSSCI 2008年第1期 　　朱虹, 2008年, “‘奥运’、电视与国民社会化”, 《电视研究》CSSCI 2008年第9期 　　朱虹, 2008年, “打工妹的话语策略与城市适应”, 《南京大学学报》CSSCI 2008年第4期 被《中国社会学》第八辑中英文全文收录，并获得2008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朱虹, 2008年, “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 《社会心理学》（周晓虹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 　　朱虹, 2008, “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能力”, 《社科基金成果专刊》 2008第12期 　　朱虹, 2006年, “民生新闻兴起的社会效应分析——以南京媒体为例”, 《学海》CSSCI 2006年第6期 　　朱虹, 2006年, “国家、民族与市场的共谋——韩国“干细胞”神话的演绎与破灭”,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 2006年第9期 　　朱虹, 2006年, “南京公园里的纪念圣地与私人娱乐—明古宫遗址上的探戈”, 《中国的消费革命》 2006年版 翻译 　　朱虹, 2006年, “练双慧眼看社会”, 《高校招生》 2006年第7/8合刊，P51-52； 　　朱虹, 2004年, “大学校园：二元结构的延伸与城乡文化的冲突——马加爵事件的社会学反思”, 《探索与争鸣》CSSCI 2004年第4期 　　朱虹, 2004年, “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 《南京大学学报》CSSCI 2004年第6期 全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朱虹, 2003, “SARS危机：卫生防御体系的断裂与重构”, 《 南京大学学报》CSSCI 2003年第5期 　　朱虹, 2003, “日常生活与互动”, 《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童星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朱虹, 2001年, “乡村宗族文化兴起的社会学分析”, 《学海》CSSCI 2001年第5期 该文主要观点被《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摘录 　　李幸、朱虹, 2001年, “她世纪”, 《新周刊》 2001年3月，第101期。 　　朱虹, 2001, “ 结构性动因和地方政府法团化”, 《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1年八月号 全文被《世纪中国》杂志转载

中国社会学年会的论文会上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