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在全球贸易和我国货物贸易强劲增长的状态之下,我国服务贸易也获得高速增长。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上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然而从结构上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却是滞后的。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7万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额仅有3亿,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约11%,这个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主体运输和旅游业这两大传统服务贸易项目。而在发达国家占据了服务贸易出口主体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业新兴服务贸易行业在我国比重却非常低。 二、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进出口总额分析 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在近10年稳步增长,从1998年的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亿美元,提高近4倍。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也在显著提高,出口额排名从1997年15位上升到2006年8位。但是出口额占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却非常小,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比重仅为1%。我国服务贸易始终处于大量逆差状况,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56亿美元一直增加到2004年的108亿美元,体现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在全球趋于劣势。不过,2005年和2006年贸易逆差缩减,2006年缩减至1亿美元。虽然缩减幅度依旧不大,也体现了我国服务贸易随着出口增长幅度超过进口增长幅度逐步趋于改善, 比较劣势也并非一直衰退下去。 进出口行业结构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行业,就旅游和运输两者相加就达到60%以上。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项目出口比重非常之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比重不超过3%,咨询服务业比重不超过10%,金融保险业比重1%都不到,近乎为零。而且这种传统服务贸易项目出口占主体地位的局面延续至今依然没有改变,反映了结构的极不合理。而且从服务贸易出口变化来看,传统服务贸易项目从20005年开始稳步上升,而新兴服务贸易项目却变化不大。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系数分析 服务贸易竞争力系数(TC指数)计算公式: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为负值,表明我国在服务贸易收支中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在服务贸易中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处于比较弱势状态。不过,从竞争力系数长期变化趋势来看,2004年数值为08,2005年数值减小至06,2006年进一步减少至05,这就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在逐渐提高,但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为与原点还有距离。 综上所述,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虽然在逐步提高,而整体薄弱,发展滞后,出口行业结构又极不合理,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项目占主导地位的出口结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项目所占比例非常之低。三、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国民收入水平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显著提高,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导致消费结构偏低,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还不足。而服务需求不足,既抑制了进口需求,也制约了服务出口能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依赖于一个国家整体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提高又依赖于交易效率提高。一个国家需要创造好的制度和制订好的政策,保障交易效率提高,从而促进各行业专业化水平提高,进而促使生产效率提高和GDP稳步快速增长,从而使人均国民收入得以增加。 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发展是服务贸易竞争力得以提高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多数城市中的服务业基本是以传统商品零售业、餐饮、旅游等系列为主,其比重约占第三产业GDP的60%以上。建筑师、会计等事务所亟待发展,房地产、咨询、信息和广告等中介公司以及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刚刚起步,投资、证券尚处于开发阶段,而文化产业则严重滞后。可见,我国目前服务业以传统行业为主体,新兴行业相对不足;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居少。所以要发展服务贸易,首先需要从发展服务业着手,而我国服务业有很多是具垄断性质,如金融、电信、铁路等等,由于政府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的限制,即市场化程度的不足限制了竞争,从而阻碍了此类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专业化水平较低,从而对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服务业只有加大市场开放程度,充分引入竞争,才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货物贸易规模 服务贸易大致包括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三类,其中生产性服务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体。生产性服务贸易很多是伴随货物贸易而产生的,如进出口信贷服务、国际货运服务等。所以只有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才会导致服务贸易需求增加。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虽位居世界第三,总量可观,然而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较低,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出口商品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我国货物出口的50%以上是靠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货物贸易的低层次贸易限制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需求,限制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 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各行业专业化水平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稳步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大力发展服务,加快服务业结构优化;继续逐步有序开放服务市场,消除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只有各方面多管其下,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一般学习年限为2年,其中法律(非法学)和汉语国际教育学制为3年;以在职方式攻读的,在一般全日制学习年限的基础上增加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建于1951年,学校现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高等教育“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等院校,在全国财经类校院排名中名列前茅。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可追溯到建校之初。1954年9月,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经济专业合并成立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学院,即从中国人民大学转入研究生19人,学校研究生教育由此萌芽。198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为首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1984年,学校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研究生部,研究生教育从此步入正轨,逐步发展壮大。2007年,学校成为首批“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之一。2011年9月20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正式揭牌成立。目前,学校拥有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1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五大学科门类。国际贸易学和国际法学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企业管理、世界经济、民商法学二级学科,法与经济学、低碳经济学交叉学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学校拥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04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489人,校外导师420人。扩展资料: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中文学术论文发表奖励标准。中文核心期刊以学校学术委员会通过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学科分类目录》为依据,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目录”为依据。若本校研究生为独立作者,或本校研究生为全部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50000元;其他A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30000元;B+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20000元;B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5000元;C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3000元;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1500元;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或学术版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10000元;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经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共奖励学生5000元。发表论文每篇必须在1500字(含)以上,方能按上述标准予以奖励。若本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每篇奖励学生总金额的80%。本校研究生为第二作者,且本校教师为第一作者,每篇奖励学生总金额的60%。中文核心期刊奖励成果形式仅限于论文,书评、短论等形式文章不予奖励,其他成果形式(会议综述、学术动态、会议摘要、人物采访等)不视为核心期刊论文,不予奖励。在中文核心期刊的增刊、专刊、年刊等发表的论文不视为核心期刊论文,不予奖励;在非本学科和非相关学科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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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 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 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 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 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 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 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 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 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 “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 “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 (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 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 “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 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 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 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 三、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美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历史由来已久,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使得在美国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不断加大。根据美国商务部分析局(BEA)提供的经济结构数据分析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77%下降至2016年的71%,美国经济发展不断呈现出制造业空心化趋势。造成这一结果就不得不提及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对其经济转型升级和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国内的高端服务业失去了根基,经济结构出现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美国经济下滑,爆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使得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各个国家都加大了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美国从奥巴马政府至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再不断地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来带动国内的经济复苏。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实体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开始提出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战略;特朗普团队上台后基于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发展创新型经济和加强美国国际领导权等方面的考虑,进一步出台了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的诸多政策。反观中国在工业制造领域不断拓展,增强自身竞争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在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的27%。虽然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美国倡导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再工业化的历程,文旨在分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并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张指明方向。2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作为美国近几年为经济复苏做的大举措,被国内外的众多研究学者关注。Jing Chen(2017)认为美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迎来制造业的复兴,他通过麦肯锡战略、企业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高级分析中心高级专家埃兹拉·格林伯格(Ezra·Greenberg)得出自大衰退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即使不惊人,但也是稳定的,通过在五个领域的措施,美国可以建立一个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1]。根据Scott Miller(2018)的研究,制造业仍然是美国产出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几年中国只有少数几个高科技行业实现了持续增长[2]。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再是回归低端制造产业链,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是产业结构优化例如全球、低能源成本、智能制造等高新制造业模式。根据Abadie(2010)的研究,在2009年美国没有提出制造业回归的战略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在增加值出口额非常拟合现在真实的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额;相反在美国在执行了制造业回归战略之后,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额显著减少[3]。简单来说,该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减少是一个直观表现,而这种变化率则很好地代理了美国制造业回归战略,其中制造业产业链的创新是美国在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上遏制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对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看法,Chunjiao Yu(2017)通过DVA计算指标和数据模型得出在GVC分工体系下,中国DVA比例小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4]。贸易战也警示我们,出口应“重质大于重量”,在以后的出口中注重提升贸易附加值,具体地,应大力提倡技术发展,努力提升劳动生产率,鼓励研发,促进资本积累,并鼓励专业化生产。3国内研究现状首先,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产业结构特点 根据肖肖(2018)撰文所指出的,美国此次制造业的回归是更深次的高端制造业回归,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回归, 而更像是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实现产业升级[5]。潘辉,杨毅(2018)发现美国自2010年以来按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划分,回归产业中有高达58%都是低端制造业的企业[6]。马光远(2017)认为当年奥巴马强调“再工业化”, 目的看似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为新一轮产业革命进行充分的准备,本质上是实现美国产业的升级, 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7]。阮晓东(2017),美国都把制造业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但是将设计、研发和销售等其他环节留在了美国[8]。其次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局势的研究。根据蔡礼辉和任洁(2020)的研究,中国制造业GVC参与度指数在多数年份明显高于美国同期值,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明显高于美国;其次,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明显小于美国,这表明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9]。吕晨星(2018)也认为美国相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深,从制造业整体看,中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最终端的生产,美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技术水平较高的中间产品生产[10]。从以上结论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分析,此时的中国制造业相比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还是比较吃亏的一方。最后是中国制造业应对的从策略的研究。王岩(2020),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要扩大金融财政支持,改变制造业融资难的状况[11]。其次,完善产业链建设。丁明磊(2017),强调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升级,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作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推进各领域新兴技术跨界创新[12]。潘辉和庹小钰(2018)从价值链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 痛下决心盯准战略性新兴产业,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实现技术超越和产业升级[13]。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大概举措应该从进军创新产业入手,改变自身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低端的困境。此外就是对于资源配置优化,工业化发展相对应的应该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4研究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查询总结和数据分析总结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美国制造业回归这一基点,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背景以及动因,分析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发展状况,判断美国制造业未来可能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冲击。通过数据收集绘制表格,具体分析近几年来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结构特点,进一步推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制造行业提出应对影响和风险的策略。